1987年6月，中科院上海光機所正在積極進行“神光I裝置”國家級鑒定的準備工作，這臺裝置是進行激光慣性約束聚變研究的科學大裝置。此前不久，我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科技組宋廣禮先生發表在《科學》雜志上的“中國激光的騰飛”一文也專門談到了此事。
 

　　一天上午，上海光機所電話總機接線員告訴我，有北京來的長途電話，接聽后得知是著名物理學家王淦昌教授打來的。王教授說，你們發表在《科學》雜志上的那篇“中國激光的騰飛”文章我看到了，他接著問，誰告訴你鄧錫銘是我國首先提出激光慣性約束聚變這個概念的？我回答，大家都是這么說的。他又問，鄧錫銘他也是這么說的嗎？說完便掛斷了電話。估計我的回話對方并不滿意，往下也沒有什么可說的了。
 

　　大約過了半小時，鄧錫銘先生來找我，他說王淦昌教授剛才給他打電話，問他：“‘中國激光的騰飛’那篇文章寫鄧錫銘是中國首先提出激光慣性約束聚變概念者，你敢不敢領受？”鄧先生對我說，他從科技文獻中了解到，1963年，蘇聯的巴索夫（N.G.Basov）和克羅欣（O.H.Krohkin）在巴黎召開的國際量子電子學會議上提出激光熱核聚變理論。至于在我國，誰首先提出這種理論，他并不知情。“大概是由于1964年我在北京接受使用激光進行核反應研究任務，并在上海光機所開展研究，以致流傳我是國內首先提出激光慣性約束聚變概念者，這實屬誤傳。首先開展的工作并不等同于首先提出的工作，首先提出一個科學新問題比解決一個科學問題要難出十倍、百倍，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湯斯而不是梅曼也是這個道理。前者是首先提出激光理論，后者是首先制造出激光器。”
 

　　“這么說吧，”鄧先生接著說，“即將要進行鑒定的這臺‘神光I裝置’也是王淦昌教授提議建造的。”鄧先生說，1977年，上海光機所建造了輸出激光功率1011W的激光系統裝置，并對充氣玻殼靶照射實驗獲得了近百倍的體壓縮，使我國的激光聚變研究進入了逐級論證向心聚爆原理的重要發展階段。于是在1980年，王淦昌教授又提出建造脈沖激光功率為1012W固體激光裝置的建議，稱為“激光12號實驗裝置”。1985年7月，激光12號裝置按時建成并投入試運行。試運行中成功地進行了三輪激光打靶試驗，取得了很有價值的結果，達到了預期目標。1986年夏天，張愛萍將軍為激光12號實驗裝置親筆題詞“神光”，于是該裝置正式命名為“神光I裝置”。
 

　　最后，我與鄧先生約定，由我寫信給王淦昌教授，承認沒有做仔細調查核實，以印象代替真相，文章報道的內容失實，并將刊登更正信，并望得到他的原諒；同時也請他把當年提出的設想寄給我們。不久，接到王淦昌教授的電話，告訴我們他在1964年10月份曾經寫了一份題為“利用大能量大功率的光激射器產生中子的建議”，現寄來建議的副本（注：“激光”和“激光器”詞是在1964年12月份出現的詞匯，先前是稱光激射器），《中國激光》雜志把它安排在1987年11月份這一期刊出，同時配發了編者按。鄧錫銘教授也對鑒定資料做了一點修改，明確指出王淦昌教授在1964年獨立提出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新概念，開創了我國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的歷史。此后，王淦昌教授與蘇聯著名科學家巴索夫同時獨立提出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新概念的消息便在科技界傳播開來，王淦昌的名字與激光光慣性約束核聚緊密相連。而我與王淦昌教授也成了朋友，到北京開會或者辦事，會到他在木樨地的家中拜訪他；我們研究所出版的“中國激光”、“激光與光電子進展”和“光學學報”，編輯部每期也會寄送給他；我對激光研究有什么想法，也會與他交流。一次，他半開玩笑地說：你是犯了一個有價值的錯誤。這話意味深長，它終于還原了我國激光發展歷史的一個真相。
 

　　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

　　在宇宙中，核聚合反應是星體發光的主要能源，比如太陽能夠長期發光和發熱，靠的就是核聚變反應。太陽是一個熾熱的氣體等離子體球，它的主要成分是氫。太陽內部的溫度高達幾千萬攝氏度，在這種高溫條件下，氫原子核發生核聚變反應，同時釋放出巨大的光能和熱能。核合反應產生的能量巨大，而且這種核燃料又非常“耐燒”。根據科學家的估算，太陽擁有的核燃料還可以足夠它繼續“燃燒”100億年。
 

　　這個情況帶給科學家極好的啟示，如果在地球上也建立利用原子核聚合反應的反應堆，人類也將得到一個巨大能源，不必再擔憂能源枯竭了。地球上1升海水含有0.03克氘元素，據估計地球上海水的量約為1.38x1018m3，意味著地球上的氘元素儲量約有4×1013噸。地球上鋰元素的儲量雖比氘少得多，但估計也有2000多億噸，用它來生產制造氚元素，足以滿足人類對能源的需求量。利用目前估算出的氘元素、氚元素和鋰元素的儲存量，通過核聚變反應得到的能量，將比全世界現有能源總量還大千萬倍，按目前世界能源消費的水平計算，足夠供人類使用上千億年，真可謂終于找到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源，從根本上解決了能源問題。另外，核聚變反應能源是清潔能源，不產生環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