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同濟大學與潤坤（上海）光學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簽署《技術專利轉移協議》，將該校物理科學與工程學院王占山教授團隊自主研發的“高性能激光薄膜器件及裝置”6項發明專利授權轉讓，合同金額共計3800萬元，是建校110年歷史上最大額度的技術轉移現金合同。值得關注的是，根據校內成果轉移轉化實施細則，研發團隊將獲得此次轉讓收益的85%，這在本市高校已經實行的相關激勵政策中堪稱新高。
打消企業的“小白鼠擔憂”
85%的收益分配從何而來？
了解整個研發和轉移過程的人說，這是從“千萬負翁”到“千萬富翁”?；厮葸@條激光技術自主創新之路，在國家積極推進科研及成果轉移機制創新的今天，發生在同濟的故事，引人關注。
“負債科研”催生技術飛越
高功率/高能激光技術及裝置是國防戰略和新興產業的制高點之一。我國的高功率激光器、激光雷達、激光測距、激光加工等裝置一直存在突出的薄膜器件損傷問題，導致激光系統無法長時間滿負荷運行，這已成為制約高功率/高能激光技術應用和發展的瓶頸。而激光薄膜器件的核心技術、關鍵工藝和高端器件長期受到國外封鎖與禁運，必須依靠自主研發。
面對國家需求的召喚，同濟大學王占山教授帶領的科研團隊在沒有基礎條件投入的前提下，承擔起了關鍵部件——高性能Pick-off 鏡的研制工作。在研究之初，由于國家相關建設工程已經結束，無法提供科研所需儀器設備的購置費用，只能提供科研費用，整個研究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
王占山團隊向學校“借款”500萬元，解決了實驗場地建設和配套設施購買問題。同時，以“零首付、五年分期付款”的方式購置了兩臺總價值一千多萬元的光學鍍膜機，形成了高損傷閾值激光薄膜的研發能力。就這樣，王占山帶領的課題組，成了名副其實的“千萬負翁”。
兩年的艱苦探索，研發團隊在原始理論創新和技術發明方面成功突破國外技術壟斷和器件禁運，同濟大學更是成為國家強激光裝置中Pick-off鏡的唯一供貨單位。
在此基礎上，課題組進一步深化基礎科學研究，創新定量化研究方法，突破關鍵技術，實現了高損傷閾值激光薄膜器件高效率、高穩定性的批量制作。換句話說，也就是可以實現從“每次都考100分”向“想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的技術飛越，也為其進入民用市場做好準備。
打消企業的“小白鼠擔憂”
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我國激光設備產業鏈已經形成約1200億元的年產值，其中上海地區約占國內市場份額的25%左右。面向中低端加工、制造和應用的中小功率激光器，國產激光裝備已占據市場主要份額。而面向高端加工、制造和應用的高功率激光器，大部分市場被國外進口產品占據，導致我國的高功率激光裝備民用產品價格昂貴。
已有技術在手，如何將其更好地推入市場，與企業資本相結合？“國家政策+政府支持+高校配合+專業服務”形成的良好技術轉化環境成為關鍵。
在許多高?？蒲谐晒牟怀晒Π咐?，一個關鍵性因素，往往是來自企業的擔憂：擔心自身“成為創新技術應用的小白鼠”。校企合作的基礎上，如何以市場可成長眼光來判定合作深度、降低共同風險，成為課題。
同濟大學在這一環節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技術轉移費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允許企業在兩年內分期支付技術轉移費用，部分打消了企業對于應用新技術的“疑惑”，主動與企業共同承擔了技術轉移的風險，從而為此次技術成果轉移得以順利實施提供了最后的“鑰匙”。
4月23日，上海高校張江協同創新研究院、同濟大學、潤坤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共同簽署成果轉化意向書，形成了“企業+高校+獨立的技術轉移服務機構”的“三位一體”技術轉移模式，也使長三角地區成為國內首個集研發、中試、生產、服務和人才培養于一體的高性能激光薄膜器件及裝備的“全鏈條”創新中心。
85%的收益分配從何而來？
國家和上海相繼完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的大背景，推動學校制定更加具有激勵作用的技術轉移轉化收益的分配政策。同濟大學科學管理部部長賀鵬飛介紹，學校在相關細則中形成了技術轉移收益“學校：15%，團隊：70%，服務機構：5%，具體服務人員：10%”的四方分配機制，有效解決了科研人員對技術的市場價值不了解的問題，也使得技術轉移轉化過程得以規范化。
那么，此次王占山團隊獲得的85%的收益分配，是怎么來的呢？根據學校分配方案，3800萬元的技術轉移現金合同中，扣除給中介機構的5%，余下95%為可分配收益，學校獲15%，另85%交給科研團隊，用于支持進一步的研究以及對教師和學生的獎勵，以此調動科研團隊的積極性。賀鵬飛強調，“根據規定70%給研究人員，15%給推進轉移的服務機構和具體人員，團隊把這些事兒都做了，加起來就有85%了。”
據估算，王占山團隊可以獲得技術轉移金額的獎勵約3000余萬元。這錢怎么花？王占山早有打算。“首先我們想用其中的10%來設立一個獎學金，”他說，18日簽約當天，學術團隊還與上海同濟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簽署《捐贈意向書》，承諾將此次“高性能激光薄膜器件及裝備”系列專利技術轉讓的團隊獎勵金按照10%的比例捐贈給該基金會，并設立“同濟大學追遠獎學金”，用于獎勵同濟大學物理學科的優秀本科生和研究生。
“而余下的90%，原則上肯定會分，我們還沒商量好，但可以確認的是，將其中大部分作為科研發展基金，用于科研探索中必須購買的設備和材料。”王占山直言。在他看來，研究過程中，往往會有自由探索的需求，換句話說，可能某個方向哪個項目經費還沒有申請到，又是團隊非?？春玫?，而這正是可以用那筆錢的“刀刃”。
他沒有說的是，稅賦也是他們做出這一選擇的原因之一。根據目前的稅務制度，對于科技成果轉化獎勵收益按工資薪金計算，按累進稅率來納稅，要真正拿下這3000多萬，應繳納個人所得稅超過1000萬元。我國在激勵創新和科研成果轉移過程中“允許科研人員一夜暴富”，在當前形勢下，雖已有所推進，但可能依然落在“賬面上”，而不是“口袋里”。如何令科研人員獲得激勵后的選擇更多，更有獲得感，成為真正的“千萬富翁”，或許是應該進一步深入研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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