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卿:政府越位缺位仍大量存在 過度干預仍突出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尹中卿在發表主題演講

 
2017網易經濟學家年會夏季論壇今日在北京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問道改革路 喚醒新勢能”，數十位中國財經領域的高層官員和頂級智囊齊聚論壇，討論當前中國經濟最為重要的熱點議題。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尹中卿在發表主題演講時稱，從歷史上看，制造業比重逐步降低是經濟發展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必然趨勢，但并不意味著制造業地位下降，一些發展中國家就是因為過早的放棄了對制造業的堅持，結果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些發達國家也是因為制造業空心化導致經濟結構失衡。
 

以下是發言實錄：

尹中卿：在我國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新一輪政治經濟周期即將開啟之際，適應經濟增速換檔、結構調整、功能轉換的新常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認為迫切需要從戰略層面進行研究、認識和處理“八個關系”。
 

第一，供給側和需求側。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之后，我國供給側出現重大變化。然而，供給總量、供給能力、供給結構和供給方式卻不能適應消費需求變化，在許多行業產能過剩的同時很多居民持幣待購。解決這些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既要完成需求側的管理，更要重視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需求側的管理，實際上供給和需求不過是同一經濟現象的兩個方面，兩者不可分割，強調供給側并不意味著否定需求側，要防止將供給側改革簡單視為擴大供給，或者淘汰過剩產能。
 

從強調需求側的管理到強調供給側的管理，再到強調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表明我國注重從原來注重短期經濟增長向注重可持續發展轉變，從重視經濟增長的數量和速度向重視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轉變。推進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實際就是通過改革推進供給側的結構調整，從重視勞動、資本、資源等硬要素向重視人才、科技、創新等軟要素轉變。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把改善供給側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從生產端著手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供給側結構對經濟變化的適應性，推動我國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受結構性、周期性多種因素的影響，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深水區，通過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意味著從制度層面要重構市場，更大程度上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目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市場環境尚未完全到位，政府越位和缺位仍大量存在，過度干預仍然突出。在煤炭、鋼鐵去產能過程中，一些地方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層層分解指標，在壓縮產量和產能的同時，從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市場鏈條，導致供給體系出現更大的問題。

推進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需要深化市場化的改革，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完善市場的體制機制，不斷增進微觀主體的內生動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當然，市場經濟并不是萬能良藥，當市場經濟無法內生足夠的經濟增長動力時，就需要在發揮市場作用的基礎上更好地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我國作為中等發達經濟體，政府必須有所作為，又要遵循市場規律善于運用市場機制，通過制定更加精準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科技政策實現財政投入，從直接到間接，從無償到有償，從點到面的轉變，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和化解產能過剩工作，培育新興市場，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第三，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
 

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脊梁，既包括傳統產業，也包括新興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發展新興產業都可以增加新動能，絕不能把兩者割裂，甚至對立起來。
 

近年來，隨著傳統產業壓力加大，以及一些新業態興起，很多地方出現了喜新厭舊的傾向，重視發展新興產業，對于改造提升傳統產業關注不夠。長期以來，我國傳統產業一直是解決勞動就業，穩定經濟增長，改善民生福祉的主體力量。在絕大多數地方還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沒有落后產業，只有落后技術，所以我們要充分運用好、發揮好傳統產業的比較優勢，在存量調整中催生增量，以做大增量來促進存量調整，促進傳統產業煥發生機。
 

新興產業代表未來發展的方向，目前雖然體量小，我們還是要制定好行業戰略規劃，開放新產業的進入門檻，切實支持和發展新型戰略產業，努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四，制造業與服務業。
 

近些年來，我國服務業發展很快，制造業比重大幅下降，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比重發生了重大變化。2016年第二產業只有39.8%，第三產業已經達到了52.8%，反映了經濟結構調整的最新情況。但與此同時，很多地方也出現了一些模糊認識，有的認為我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工業化，制造業就不那么重要了，今后主要依靠服務業來推動，甚至還將化解過剩產能，治理環境污染誤讀為去工業化。從歷史上看，制造業比重逐步降低是經濟發展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必然趨勢，但并不意味著制造業地位下降，一些發展中國家就是因為過早的放棄了對制造業的堅持，結果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些發達國家也是因為制造業空心化導致經濟結構失衡。
 

當前新一輪產業革命和科技革命正在推動世界格局大洗牌，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紛紛制定了促進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發展的舉措，我國承受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雙重壓力。制造業是服務業的基礎和重要市場，生產型服務業更是制造業的延伸和擴展，由于服務業效率低于制造業，服務業轉型升級也慢于制造業，所以在經濟新常態的條件下，就要求兩者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機制。我們要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但一定要以促進制造業和實體經濟轉型升級來作為目的。
 

第五，實體經濟與金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業不斷發展壯大，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2014年開始超過美國，而現在已經接近9%。盡管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總額快速增長，但大量資金更多是在金融體系內部循環，大量流動性并沒有進入實體經濟，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一直沒有解決，資金剝實、脫實向虛加劇，金融與實體經濟出現嚴重失衡，對一個大國來說，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是不會長久的，無論金融業還是金融市場，無論金融改革還是金融發展，都必須為實體經濟服務，都必須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在經濟下行期，市場經濟出于避嫌考慮，往往難以流入市場經濟，政府應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控制好流動性總閘門，加大差別化金融調控力度，引導金融資源更多流向實體經濟。
 

從長遠考慮，需要積極推動金融改革，要加快發展民營銀行、普惠金融和多業態中小金融組織，健全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金融體系，提升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通過利率市場化改革，建立起資金流動性風險和投資回報之間相匹配的有效機制，暢通資金流入實體經濟的管道，積極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逐步健全債券市場，不斷完善保險市場，逐步推進資產證券化改革試點，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全面清理金融自我服務業務，限制金融機構自營衍生品交易，加快清理金融服務中過高收費項目，嚴厲打擊資本炒作和金融投機行為，主動擠出金融泡沫。
 

第六，實體經濟與房地產。
 

房地產相關行業包括房地產建筑業和服務業，涉及60多個產業，不僅為城鎮居民提供了安居樂業的場所，也有利地推動了城鎮化的進程。迄今為止，房地產雖然還沒有被政府正式列為支柱產業，但事實上卻成為發展最快的產業。1978年，我國房地產業占GDP的比重不到2%，21世紀初升至4%左右，目前已經超過6%，如果加上與之相關的服務業等，房地產業對我國GDP的貢獻已經超過10%。在許多地方，特別是更多城市，房地產已經成為支柱產業和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同時也要看到，房地產本身具有高風險、高泡沫、去實體化，也阻礙了實體經濟的發展。越來越高的房價透支了居民的消費能力，投資和信貸脫實向房，抬高了實體經濟的成本。房地產開發商的高盈利和財富積累速度削弱了實體經濟的競爭力，房地產業的過度繁榮不僅綁架了地方政府，也綁架了金融機構，抑制甚至損害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吹大了資產泡沫，積累了欠債風險。
 

從世界范圍內，目前沒有任何一個經濟發達國家將房地產業推高到經濟支柱產業，房地產業再發達也不可能真正實現國富民強。當前我國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減少經濟增長對房地產的依賴，推動房地產與實體經濟收益的再平衡，要大力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強化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頂層設計，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促進房地產業與國民經濟協調發展。要落實地方政府的主體責任，因城施策去庫存，運用各種工具抑制炒房投機行為，防止出現房價大起大落，進而衍生的經濟危機，甚至是社會危機。
 

企業規模有大有小，各有特點，各有優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優化產業組織結構，推動各種資源配置重點，從原來向大中型企業開始逐步向大型、中型、小型、微型企業并重轉變。在我國，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屬于大中型企業，增強大中型企業素質首先是增強國有企業素質，要以市場化為導向，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從根本上解決國有企業產能過剩的體制和機制問題，繼續加大對國有工業企業智能化升級、科技創新、節能減排的政策引導，加強業績考核、充分發揮國有企業在經濟轉型升級中的作用。與大型、中型企業相比，小型、微型企業船小好調頭，往往能夠適應市場變化。國外很多企業規模并不大，都是在某一個細分領域做到極致，成為了全球的隱形冠軍。
 

在我國，目前幾乎所有的中小微企業都屬于民營企業，很多民營企業是在極為艱難的環境中頑強成長起來的，盡管在制度上已經很少限制，但體制障礙民營資本進入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還廣泛存在，所以要重視發揮市場政策對產業組織的優化作用，在市場準入、要素配置等方面更多支持中小微企業參與市場公平競爭、充分發揮中小微企業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
 

第八，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主要依靠從國外引進資金、技術和管理，通過滿足國內市場和服務海外市場來實現經濟增長。隨著我國逐步發展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制造業大國和出口大國就需要實施更高層次的開放戰略。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協調發展。近年來，全球跨國投資和貿易流向發生深刻變化，加上國內要素成本持續上升，我國利用外資已經持續五年下滑。2015年首次成為資本凈輸出國，2016年實際利用外資1137億美元，增長4.1%，對外直接投資1701億美元，增長44.1%，投資“進在減少，走在增加”。特別是電子、輕紡等行業，在向境外轉移的同時，帶動了產業鏈配套轉移，社會上已經出現了警惕空心化的呼吁，這就要求我們更加重視資金、技術和管理引進來，以龐大的國內市場為支撐，充分發揮外資作用，著力培育優質產品、知名品牌，做好出口升級和進口替代。

 

應該看到，企業“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配置全球資源是我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的必然結果，近兩年來，以“一帶一路”為為統領，“走出去”已經從產品出口為主轉向產品、技術和資本輸出并行。目前，我國對外投資整體上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企業盲目跟風并購，還有極少數企業趁機向境外轉移資產。同時，有的發達國家設置障礙，我國企業海外并購遭到猜忌和抵制，一些發展中國家政局不穩，部分國家地緣政治沖突頻發，我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外部環境更趨復雜。我們應準確把握全球化和地緣政治發展的機遇和挑戰，鼓勵有條件或者有市場潛力的企業到資源富集國家和地區開展投資和合作，支持企業收購國外先進技術，鼓勵品牌和產品“走出去”。但對國內一些還有生產空間的行業和企業要正確區分“走出去”與“搬出去”，警惕產業鏈條整體外遷造成我國企業空心化，對支撐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保證國內市場工業的產業要引導在國內優先布局，優先支持內遷、西遷，爭取在梯度轉移中實現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
 

我的發言就到這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