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斷融入全球化的幾十年發展過程中，中國制造業建立起了，全球化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體系的，產業鏈和供應鏈。而疫情沖擊之下，中國制造業出現了，短期地遲滯、休克和停擺。2020年4月，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的經濟體，都有高層人物公開宣布或討論，利用補貼、專項基金等方式，吸引工廠從中國遷回本國的計劃。

一

有評論認為，這次的疫情中，個人防護用品的短缺，提醒著發達國家，不得不重視，本國制造業空心化的現實。那么當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以及新興市場國家爭奪制造轉移，對中國的制造業形成了，怎么樣的雙向擠壓？當中國的制造業，進行產業升級的時候，配套的技工人才，是否在以同樣的步速前行？本周我們繼續問答，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國勞動學會會長楊志明。

吳小莉：中國作為一個制造業大國，大家都很關注。尤其是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有人認為中國制造業的復工如果太慢的話，全球的產業鏈會不會受到沖擊？疫情之前，其實在反全球化的浪潮下、中美的貿易戰的情況下，因為成本、關稅的問題，有一些產業線也開始轉移。那么在這一次的疫情之后，會不會有進一步的脫鉤、甚至軟脫鉤現象產生？或者是說，有的企業在中國有生產線，但是在外面也開始設置備份生產線，這種情況會不會對中國制造業的發展、對中國的產業工人造成沖擊？

楊志明：從3月下旬，全球疫情大流行開始以后，撤單、斷單的情況開始增多。說明上下游產業鏈，斷鏈的現象有所增多。最近一個多月，補單、擴單的現象在快速增加。這給中國的制造業企業一個很大的警醒：要立足于把主鏈布局在更安全可靠的鏈條上。以北京精雕集團為例，它有五、六百個中小企業在上游給它供貨。它和日本的、和歐洲的、美國的企業都有合作。國際疫情蔓延以后，對于國外企業撤單的情況，北京精雕公司快速地在中國確定新的補鏈。而且因為它可以生產口罩機核心設備的零部件，所以他們還有一些擴鏈。這家企業的董事長跟我說，它2月份降到最低時候，才有往年兩成的營業收入，當時他非常擔心。到了3月份企業迅速補鏈，恢復到70%，到了4月份擴鏈以后，它的訂單已經完全飽滿，可以排到今年8月份。

吳小莉：您剛才舉的這個例子，它補鏈的方式是什么？

楊志明：就是對于外面給它斷掉的零部件供應，它快速地找在中國有哪些地方，哪些企業可以具備替代生產的可能性。它來出資，雙方共同加快研發，給產業鏈條迅速補上。

二

吳小莉：2019年8月，牛津經濟研究所發布報告稱，預計到2030年，全球約2000萬個制造業職位，將被機器人取代，相當于約8.5%的制造業職位。報告中還提到，即使在同一個國家，低技術工作地區的失業率，將是高技術工作地區的兩倍。

而伴隨著全球進入，新一輪國際分工爭奪戰，世界制造業的版圖，也將被重塑。對此，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就曾經表示，在工業機器人，工業互聯網等多種技術的賦能下，智能制造業的未來更讓人暢想，特別在中美貿易摩擦的挑戰下，中國制造業，亟需人工智能賦能。而基于產業結構和勞動力結構的不同，人工智能替代低技術工人，對中國的影響將大于美國。

主持人：我們也知道，富士康在這次的疫情當中，也面臨過幾個不同的、很典型的困難。一開始，想要復工，但是招工難，用了硬核的補貼措施。但是勞工來了，又發現，因為受到海外疫情的第二波疫沖擊，訂單減少了，勞工面臨可能要失業的狀態。而在這么多年下來，富士康也一直在做工廠自動化，在這種智能化的情況下，對于未來的勞動力的需求，可能也會減少。這個會不會成為未來中國勞動人口的一個隱憂？中國的勞動力人口應該怎么樣應對新的世界？

楊志明：是的，你問的核心問題就是，機器是不是會取代人？這個在最近幾年，機器人發展比較快，包括富士康。它高峰時候，在大陸有110萬的用工，其中85%是農民工。它現在是工業機器人發展得比較快，但農民工它，仍然保留了全國用工最多的。光鄭州工業園區，和它在深圳的工業園區，每年用工的高峰時候是30萬人。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機器可以取代人的簡單勞動，對于一些復雜勞動，也就是說對于技能性、創新性、知識性的勞動，它一下還取代不了。因此，我們在農民工，在制造業中間，就要鼓勵培養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的新一代產業工人。那么富士康，也在加快做這個計劃，全國大型制造企業也都有這方面的設想，這就和職業技術教育改革結合起來，就是說你在這個企業，不再是一個普通用工了，你從初級工、中級工、高級工，可以升為技師，有條件拔尖的，還成為高級技師，有縱向發展的渠道。使你在二三十年時間，可以隨著技能的提升、收入的提升，勞動相對地穩定，也能得到較高質量的就業。

三

我們的攝制組在跟隨楊志明，與北京的一家高端制造業企業考察的時候，發現他和工人們交流時，多次提到工匠精神。而這次采訪結束之后，他又特意給我們團隊，發了一條短信，補充解釋了，他對工匠精神的理解，即對產品精益求精，追求極致的精神。

楊志明：我對于“工匠精神”的理解，簡單地講，工匠是技能，精神是品行。中國“工匠精神”古來有之，在千百年來，中國工匠用腦力的制造和手工的精造的組合傳承下來的經驗的積累，就是“工匠精神”。你也知道，50年代、60年代，工廠里面的八級工是響當當的。他的工資是拿到副廠級待遇的，說話也很管用。那么現在，除了初級工、中級工、高級工、技師、高級技師以外，我們現在也是鼓勵，再往上有省級技能大師，再往上，還有國家級技能大師，就是在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里面，也還要有一部分高技能人才。只要你在二三十年，盯住一件工作，抓住一個環節，精雕細鉆，一樣可以成就你的人生。所以，中國在世界技能大賽上，最近兩屆，一下子超過了，在這方面居于前列的，像韓國、瑞士，成為獎牌總數最多的國家。

吳小莉：而提到“工匠精神”，很多人自然地會，聯想到以制造業聞名的德國。自1918年開始，德國的工業標準化委員會，共制定了3.3萬個行業標準，其中80%以上，為歐洲各國所采納。一個螺絲需要擰5圈，德國的工人絕對不會擰4圈半，也屢屢被外界傳為佳話。

主持人：德國的制造業，其實一直是很為人稱道，也有很多高級的技師。中國未來的產業工人，在制造業方面，是不是會走向這樣的一條路？有一天也能夠讓大家覺得，作為中國制造業的從業人員，他是一個具有工匠精神的技工，是無法被替代的，有技術能力的人群。

楊志明：是的，你講得很好，德國的技師和工程師，是有同樣的待遇。他們有個35年的職業調查，就是做了35年的工程師和35年的技師，最后技師的總收入其實還比工程師多5萬馬克。所以它有吸引力。日本的精工精神也是一樣的，它倡導人要專注一件事情，二三十年，把這一個事情、一件工作、一個產品做專、做精。所以中國現在倡導工匠精神，一樣的，就是要讓年輕人感覺到，學技術好就業，學好技術收入多，掌握技術訣竅，還可以活出出彩人生。中國這個技工大國，也快速地成長為技能強國。

吳小莉：但是中國在這方面，和技能強國到底還差距有多遠？

楊志明：像德國、日本，它在員工隊伍里頭，高級工占的比重是50%，或者50%以上。咱們現在去年，技工隊伍是1.4到1.5億人。 所以中國今后，首先要補這個短板。從目前來看的話，是設想“442”的結構，40%的初級工，40%的中級工，20%的高級工，和其中5%的技師，從這個方面逐步地縮小距離。

四

吳小莉：伴隨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的迅猛發展，外賣派送員、快遞小哥、網約車司機，成為尋常百姓家的，得力生活助手，不過一路歡歌的態勢下，也有一言難盡的苦楚。人們經常可以看到，快遞員、外賣員，匆匆穿梭于大街小巷之間，看似在，拼時間拼速度的他們，實則在拼生命。城市騎手疲勞駕駛，或者是違章超速來趕點結單，也讓他們發生意外，以及交通事故的概率增加。

2018年曾經有，上海總工會委員公開發言表示，新業態就業的群體，大量存在“三不”現象，也就是未簽勞動合同，未繳社會保險，勞動經濟權益不保等現象。然而由于，新業態下的用工方式，具有就業形式多元、工作時間和地點不固定，用工形式靈活等特性，對于如何界定勞動關系，如何保障議價能力極低的，分散狀態下的從業者的權益，又要如何地解決他們的維權困境，一直成為難題。

主持人：現在新型的產業工人喜歡加入這些新業態之下的服務業，像您提到的外賣小哥，也有人開始關注到，外賣小哥分很多種，有些是平臺的，有勞動合同的，有保險的，但是也有一些是眾包的，也就是，他們是一個兼職的狀態。如果出現了一些工傷，他的社會保障就會比較少。其實說到底，隨著新的業態的發展，中國的人力勞動的架構和結構，已經出現了新的變化。是不是應該要針對這些新的變化，采取新的應對的措施，讓這些新一代的勞動者，能夠有更好的社會的保障？

楊志明：新業態也引發了，以后要創新勞動管理，那么這次在疫情沖擊下，新型用工方式就比較活躍。共享員工最近也比較活躍。比如，西貝當時是以堂食經營為主，盒馬鮮生，它在線上發展比較快，所以傳統餐飲企業，就把暫時沒有業務的員工，進行了共享。這些里面說明什么問題？就是對于這個新業態、新型用工模式，我們不能用老辦法來管理。對于新業態，是先發展后規范，邊發展邊規范，最后看準以后，積累了經驗以后，再以規范促發展。那么，對于沒有勞動合同的農民工，他們的養老、醫療、工傷、失業保險怎樣交，這就是需要探索的課題了。新型用工，網絡驅動的平臺支持，它的優勢是勞動精準、就業精準。好多在平臺注冊的人，他不一定每天到平臺去坐班去。他是按區域劃分，聽到有訂單以后，他才出動。所以他這個勞動效率也提高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你比如說，遇上勞動爭議怎么辦？原來勞動爭議是企業調解，企業調解之后，又是勞動爭議調解仲裁。那么現在就發展到，線上調解應運而生。

五

吳小莉：2020年的4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在文章中寫道，多年來中國城鄉發展是割裂的，存在城市、農村兩層皮的現象。而在城鄉二元結構下的農民工，則是“候鳥式的兩棲模式”。也就是說通常農民工們，會跑到沿海大城市打工，忙到春節前后回老家過年幾天。如此年復一年地“雁南飛”。

這種生活和工作，兩地分離所產生的問題，在常規年份并不凸顯。但是這次疫情發生之后，農民進城就業的機會，被堵住了，收入通道直接被切斷，有評論反思：過往的，城市化模式問題出在哪兒？如何讓農民工不再游離于，城市化進程和體制之外？讓他們享受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如何真正讓，農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戶？

主持人：這次的疫情為我們暴露出了一個長久以來的問題，也可能也給了我們一個真的去改變它的機會。我們的產業工人、農民工，長期在城市工作，到了過年的時候才回家。等到要復工的時候，因為出現了疫情，回不到工作的場地，這種情況在這次春節后尤為凸顯。怎么樣讓這些產業工人，能夠真的在他們工作的地方，安家落戶，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您怎么看這次的疫情所帶來的，關于產業工人城鄉兩地化的問題？是不是有機會能夠成為一個解決它的契機？

楊志明：在疫情沖擊之下，人們說為什么有，這么大量的農民工復工呢？我們粗略地看了一下，外出打工的是1.78億人，有2000多萬，是留在城市里沒有回去。那么這1.5億人中間，構成了農民工，是春節以后，大規模返城的流動群體。這個過程中人們也思考，怎么樣能夠使具備條件的農民工，在城市里能夠落腳？要不你現在，從鄉村回到城市，特別是這大城市，還得有14天的隔離期。所以在一段時期內復工，尋找隔離住房也是個難點。不少企業和重點項目工程，就是為了打通這個難點，有的還建了方艙宿舍，那么就又想，怎么能夠把短期的刺激和中長期結構優化結合起來？這就是說，能夠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它釋放一個什么需求呢？釋放一個在城市需要大量的、多元化的租賃住房市場。我們就建議，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十四五規劃中，提倡要大力發展城市多元化的租賃住房，特別是要有適合農民工特點的租賃式住房。什么特點呢？小戶型，最小的30平米建筑，一個單間、一個衛生間加一個陽臺的。再往上一點兒，就是45建筑平米，還有60平米。叫小戶型低門檻，政府補，滾動租。那么滾動租，租個3年一個租期，5年一個租期，完了還會繼續滾動，有條件以后，你還可以回購。這樣的話，既改善了農民工的住宿條件，至少改善了一部分，簡陋的住宿狀況，還有利于促進農民工市民化。你在城市里邊，打工或者叫務工經商，可以領取居住證，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有條件的經過積分累積，還可以落戶，享受全部的城市公共服務。我想新生代農民工，和老一代農民工，在訴求上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老一代農民工掙錢回鄉發展，蓋房娶媳婦，是他們那時候的想法。老一代農民工，是拎著編織袋進城的，新生代農民工，是拉著拉桿箱進城的。他是要進城就業，并融入城市發展。老一代農民工，是要求足額支付工資，那新生代農民工，還要參加社會保險。老一代農民工，要求改善勞動條件，新生代農民工，還要分享企業紅利、分享城市發展成果，要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所以老一代農民工，他遇到問題他忍一忍，那新生代農民工，還要積極維護權益。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合理需求，也是我們新型城鎮化重大的戰略任務。

吳小莉：2020年的2月，楊志明在微信朋友圈寫道，今年的春節是最難忘的，在家安靜地度過春節，思緒諸多。除了電視了解防疫進展，也不時聯想到農民工。在接受我的三次問答中，楊志明每次和我提到最多的，依然是農民工群體。在他眼中，這個群體是個“富礦”。2019年，楊志明在《七十年七十位農民工口述歷史》一書的序言中寫道，每當天剛亮，我們就能夠看到，農民工開始保潔城市，不少家政人員，早起為老人小孩做飯，很多農民工趕往建設工地，走進廠房車間，許多快遞小哥，奔走在大街小巷。他們為了保證工期，甚至在三伏天，40度的高溫下作業，尤其女性農民工，白天干活晚上帶小孩。可以說他們是當今最可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