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印度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迅速發展。截至6月24日，印度累計確診病例超過45萬例，一周內增長了7萬多例。

5月12日，印度總理莫迪就新冠疫情發表第四次全國講話，提出Atmanirbhar Abhiyan倡議，英文譯為“自力更生”運動。此后，莫迪在不同場合賣力推廣這一概念，頗有一副要大干一場的勁頭。在國內疫情加速蔓延、經濟泥足深陷之際，莫迪此時推出“自力更生”運動，背后有何深意？這一倡議的提出，是否標志著莫迪政府原本的開放經濟路線發生根本性轉變？莫迪所描繪的“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美好圖景又能否真正實現？

抓住機遇，替代進口

在5月31日的每月電臺講話中，莫迪為聽眾朗讀了“一封比哈爾國民的來信”，這名致信人“夢想著有一天印度能將進口降低至最低水平，包括對石油、柴油、燃料、電子元件等產品的進口”。莫迪評論道：“我對此感同身受”，他繼而慷慨陳詞，闡述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許多產品設法從國外進入我國，這些進口是對我國誠實納稅人的浪費，印度可以輕而易舉地制造出這些產品的替代品”。

不斷蔓延的新冠疫情被莫迪解讀為另一重機遇。在6月11日印度商會第95屆年會上，莫迪強調，疫情改變了全球產業鏈格局，而印度擁有大步躍進的經濟、廣闊的基礎設施建設空間、由技術驅動的經濟系統、生機勃勃的人口結構，以及旺盛的國內市場需求五大支柱，應化疫情危機為機遇，摒棄保守態度，抓住歷史機遇，企業界更應大膽決策、大膽投資，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供應鏈，推動印度產品進入其他國家市場，塑造國家自力更生的“命運轉折點”。

借疫情再推“印度制造2.0”

“自力更生”運動的內核是扶持本土制造業。為達成此目的，莫迪政府此次推出了20萬億盧比（約為印度GDP的10%）的一攬子經濟計劃，同時宣布將推出土地、勞動力、流動性和法律體制等一系列新改革，培育本土市場和供應鏈體系，實現自力更生。

2014年9月，莫迪甫一上臺，便推出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計劃，誓要解決印度制造業長期“瘸腿”的痼疾，將制造業在國民經濟的比重由15%提升至25%，把印度打造成為新的全球制造業中心。

為實現這一宏愿，莫迪內推改革，外務推廣，圍繞“印度制造”展開一系列動作：國內層面，印度先是放開政府對多個產業的管制，提高私人投資和外資的持股比例上限，同時大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重金投向鐵路、公路、供電設施等工程項目，政府還成功推行了破產法和統一商品和服務稅（GST）改革。國際層面，莫迪游走于各個國際場合，積極開展經濟外交，不斷為“印度制造”背書造勢，向國際投資者描繪出一幅燦爛的投資前景。

但是，印度制造業羸弱的局面并非一朝一夕造就，亦不可能短短五年就得到根治。勞工、征地制度等問題遲遲得不到徹底解決，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始終徘徊在15%上下，與莫迪承諾的25%比重差距甚遠。加之印度經濟自2018年以來增速放緩，原本一騎絕塵的勢頭不再，外界對投資印度前景漸生質疑，“印度制造”似乎后勁乏力。

此時莫迪拿出GDP的10%來推進“自力更生”運動，倡導國民購買本國產品，實際是想充分利用國內市場哺育本土企業，抓住疫情帶來的全球產業鏈重構時機，推動制造業做大做強，最終搶占全球市場份額，成為出口大國。

“自力更生”為名，保護主義是實

“增加出口，壓縮進口”的口號具有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特征。如果說“印度制造”計劃還曾經打著“擴大開放”的旗號吸引投資者，“自力更生”運動則將這層面具扯下，毫不掩飾地宣揚貿易保護主義，主張印度實現廣泛的進口替代，要求國民在本國和外國產品之間主動選擇本國制造的產品，實現所謂的自給自足。

提高關稅被看作是壓縮進口、實現自力更生的主要手段。2015年以來，印度通過對手機整機和零部件加征進口關稅，成功“逼迫”眾多手機廠商赴印度投資建廠，被看作是產業政策的一大勝利。

此后印度將這一策略擴大至電子產品、玩具和家具等多個領域，大幅提高這些產品的進口關稅，財長西塔拉曼甚至在政府預算演說中建議修改貿易規則，允許政府禁止其認為對國內產業不利的任何產品進口。近期，印度更是擴大了關稅政策的應用范圍，計劃對來自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約300種產品設置更高的貿易壁壘，提高進口關稅。

算盤打得精，美夢難成真

印度在此時如此高調地宣揚“自力更生”，除了扶持中小微企業、保障民生的合理考慮外，核心意圖還在于打造自身制造業中心地位。

疫情襲來，中國的停工停產和全球產業鏈的再調整讓印度看到了契機，不少精英判斷，“搶奪中國全球制造業中心的時機已經成熟”，政府頻繁舉行政策咨詢會，并派出多個工作組與在華外企接洽，大力游說這些企業離華赴印。莫迪本人也承認，“自力更生”運動不是讓印度自顧，而是要讓印度成為全球供應鏈的一部分——這也是吸引那些計劃從中國撤離的外國企業的總體戰略的一部分。

“自力更生”運動有其合理考慮，又迎合了印度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但其背后的經濟邏輯難以理順。印度心懷取代中國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的遠大志向，無奈國內勞動法和征地制度改革尚未有根本性進展，勞動力充足等比較優勢難以從潛力變為實力，其自身又懸于亞太產業鏈、供應鏈之外，拒絕加入區域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嚴重缺乏成為中心的客觀條件。

從印度自身發展而言，莫迪倡導國民購買國貨，要求“每個鄉村、每個城鎮都實現自給自足”，本質上是小生產者的經濟思維，與大生產時代的經濟運行規律嚴重相悖；政府期望以“高關稅壁壘+大規模的產業政策”模式來培育本國制造業，但缺乏外來競爭壓力，企業始終在政府的“保育箱”內存活，難以具備真正的國際競爭力，而且極有可能在國內形成寡頭壟斷的經濟局面；印度渴望減少進口、增加出口，一方面不愿讓他國企業“侵蝕”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又期望吸引大量外資，而在全球經濟疲軟不振的今天，美歐等發達經濟體同樣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使出渾身解數吸引投資回流，印度的“如意算盤”注定要落空。

2018年，莫迪在上侃侃而談，將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形容為“同恐怖主義一樣危險”，僅僅兩年之后，莫迪就親自下場 ，以自力更生、自給自足之名推行保護主義政策，政策方向變動之大，令人咋舌。印度領導人似乎忘了，2020年的世界早已不是100多年前的樣子，“抵制英貨”的邏輯也已不適用于當今發展共贏的時代，動輒訴諸于民族主義，時刻懷揣受害者心態，只想獲取而不愿給予，最后只能是固步自封、抱殘守缺，與時代和世界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