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蜜糖還是砒霜？

1978年7月，東莞縣第二輕工業局設在虎門境內的太平服裝廠與港商合作創辦了全國第一家來料加工企業——太平手袋廠。自此“三來一補”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

（注：三來一補是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嘗試性地創立的一種企業貿易形式。）

1978年7月，廣東省東莞縣第二輕工業局與港商合作創辦的太平手袋廠，如今廠房被保留下來，成為“三來一補”企業陳列館。圖：新華社

此后，東莞各村鎮相繼利用原有的飯堂、會堂、祠堂做工廠，承接各種“三來一補”業務。五金廠、拉鏈廠、印花廠等一系列與手袋廠配套的“三來一補”企業迅速聚集在太平手袋廠周圍。

2020年6月24日，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太平手袋廠陳列館復原的當年生產車間設備和勞動場景。圖：新華社

1988年底，東莞“三來一補”企業達2500多家，遍布80%的鄉村；1991年，引入外資高達17億美元。這個政策讓東莞迅速從一個默默無聞的農業小縣，一躍成為一個全國知名的工業化城市，堪稱“東莞奇跡”。

與此同時，這種模式迅速在珠三角及全國推開。

就在同一年，汕頭澄海二輕工藝一廠與香港客商簽訂全縣第一份娃娃玩具來料加工合同，玩具代加工從此走入汕頭人的生活。

1982年底在蛇口水灣頭村臨海的灘涂地上，6幢多層廠房悄然峻工。次年9月三洋株式會社在這里開始了它在中國大陸的第一次生產。80年代初的深圳，也正式踏上了這樣的浪潮，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重鎮快速成長。

能夠踏上這樣的歷史浪潮。一方面得益于上世紀80年代，亞洲“四小龍”開始與歐美等發達經濟體一同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技術高消耗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他們將自己已經成熟的工業體系，直接復制，不用二次技術創新，就可以低成本進入二次成長期。而中國擁有的是區位優勢、“人口紅利”帶來的低廉的勞動力和優良的基礎設施。

一拍即合。

世界70%的玩具、50%的電話和鞋，超過三分之一的彩電、箱包等都打上了MADE IN CHINA的標簽。我國產業迅速融入到全球價值鏈的分工體系中。

成績斐然。

中國制造業產值在2004年超過德國、2006年超過日本，并在2010年超過美國，成為了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

另外，中國的外匯儲備在2006年末突破了1萬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2013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貨物貿易第一大國，成為了全球生產分工網絡中的“世界工廠”。

但是，這也帶來了不小的問題。

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看上去只是承擔組裝中間產品的角色，在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利益分配格局當中，我國企業只能得到很少的利益。

HUGOBOSS的襯衣無論售價多高，其中60%的利潤給了銷售渠道商，30%歸了品牌商，而中國代工廠拿到的只有10%。

一雙在中國生產的耐克鞋，發現市場目標并將鞋子設計出來的企業可以得到的價值最多，而中國的最終貼牌生產商僅能獲得5%的收入。

廣東一家“資深”代工鞋企業，十幾年前代工的利潤是“賣一雙賺一雙”，如今卻淪落到了“賣一雙賺一塊”。幾百人規模的工廠，一個月必須代加工十萬雙以上的鞋，才能保持收支平衡。

雖然我們已經具備了與知名品牌相同或相近的設計生產能力，但是由于沒有自主品牌，所以中國制造的很多產品的售賣價格都極低，可以說中國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加工廠”。

代工生產是我國一直以來的發展模式，縱然有些“血汗工廠”的意味，但當時的我們有選擇嗎？

1978 年開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一系列改革極大地提高了農村的勞動生產率，與此同時產生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不僅如此，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一是有利于發揮我國勞動力資源充裕且價格低廉的優勢，解決就業這個最大的民生問題。

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怡高電業廠來到寶安的時候，同時也給當地人帶來了不菲的收入。當時寶安下轄的上屋村村民人均年收入110元左右，且全部為農業收入。村民進入工廠后，一個月就可以賺到80多元錢，收入實現了多倍的增長。而廣東省的就業總量從 1978 年的 2275. 95 萬人到 1991 年 的 3259. 20 萬人，增加了 983. 25 萬人。

二是利于我國借鑒國外的經驗技術，以提升我國制造業的總體水平。同時有利于我國參與國際分工，提升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

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后一段時間里的發展機遇，即使當年預見到一些之后發展可能面臨的問題，但還是會選擇走“世界工廠”這條路。

二、沖破樊籠，為何此時？

我們為何選擇此時沖出牢籠？

一方面，外部環境變了，而且形勢嚴峻。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經濟全球化不斷受挫，而2020年初以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更是雪上加霜。

一些發達國家開始轉變對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一些基本立場，反思制造業轉移所帶來的空心化問題，重視并推動制造業回歸復興，并推行了制造業出口倍增計劃等“再工業化”手段，謀求全球價值鏈的“逆向回流”。

比如，美國積極發展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術等高附加值制造業；畢竟高附加值的勞動力要素成本占價值的比例比較低，技術所占比例比較高，這使得它能更容易擺脫對于基層資源型國家和地區的依賴。“逆向回流”必定會影響跨國公司將其最新的科技成果引入我國制造業，阻礙我國制造業技術進步。不僅如此，就業崗位也隨之消失。如此一來，就業形勢變得嚴峻。

另一方面，我國一度陷入了“低端鎖定”的泥沼，進退失據。

（注：“低端鎖定”是指參與全球價值鏈過程中，發達國家掌握著核心技術與重要的專利技術，并利用其核心技術壓制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知識創造和競爭力提升，使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喪失核心競爭力而被限制在價值創造的低端環節。）

我國作為全球價值鏈中的較弱勢環節，發展中經濟體產品的質量較低，企業對于產品的自由專利維護意識比較薄弱，新產品的研發創新能力較弱。為何如此？

首先，中國制造業以國內低廉的勞動力、土地成本和稅收優惠作為投入，并從全球價值鏈中獲得高質量的原材料、輔料、零部件這樣的中間投入品或者高技術，這種長期形成的代工環境使制造業企業產生了對低附加值生產活動的依賴，不利于企業自身研發設計能力和品牌運營能力的提升。

其次，本土企業對技術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簡單來說，一個跨國公司發明一項新技術，而競爭企業“偷學”并形成相似的技術。一段時間以后，相關市場中所有的產品和服務都會體現這類技術，那么這些產品或服務使用者的利益將是外在的，即技術產生了溢出效應。而在全球價值鏈中外溢的技術能否轉化為本土企業自身的創新能力，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企業自身的創新能力，非常重要。

再次，發達國家感受到“威脅”而做出打壓行為。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以低勞動成本優勢的技術成熟型或者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當參與全球價值鏈程度較深的企業與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的距離較近，并向價值鏈高端環節繼續攀升時，發達國家感受到了競爭威脅，便可能對這些企業進行控制和擠壓，這就導致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最終被困在低附加值、微利化的價值鏈低端加工制造環節。

三、“日本制造”的陣痛

那低端鎖定無解嗎？并不是前無古人。

二戰結束后，日本制造業從戰爭中迅速恢復起來，80年代以來，“日本制造”憑借其產品優越的性能長期在世界舞臺上大放異彩。

但其實日本制造也曾經歷過一段時間的陣痛期，二戰結束后，作為戰敗國的日本不僅經濟蕭條，制造業更是身處絕境。

1946年日本制造業生產能力不到戰前最高水平的40%，工業設備的30%~60%遭到破壞；同時，主要制造業產品的產量銳減，幾乎都降至戰前巔峰時期的50%以下，如1945年的紡織工業為戰前最高水平的33%，硫磺生產能力是42%，造紙能力是46%，鋼鐵產量為15%，石油和石油制品的庫存僅有1941年的10%。

為了走出經濟困境，日本抓住了美國產業轉移的機會，充分利用其后發優勢來引進和吸收美國制造業的先進技術和創新。在電腦、汽車、通信等領域，都緊跟美國步伐，但這也導致了日本境內幾乎所有行業都開始出現大量的“山寨”產品。

彼時的日本制造，也陷入了全球產業鏈的低端困境之中。

為了破解困局，日本做了一件事——大力引進先進技術以謀求重化工領域的設備更新，并在電力、鋼鐵和海運領域進行高級技術的模仿。這個行為還有一個名字“逆向工程”。

他們買來競爭對手的產品并進行拆解，對每個部件進行徹底的研究，進而吸收其設計思想。不僅研究產品，技術人員連制造產品的機械裝置也不放過研究。

通過這種方式，日本實現了從大規模生產、自動化技術引進、機械自動化到高技術、大規模生產體系全面建立的逐步跨越，并有力地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復蘇與發展。

模仿也只是第一步。20世紀80年代，日本基于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對國家的科技發展戰略進行了調整，提出了“科技立國”的戰略口號。這一時期，日本開始將發展重心向原子能產業、電子信息產業、計算機產業與飛機制造業等知識密集型產業傾斜。

“科技立國”依舊不是終極目標。80年代末期日本經濟泡沫破裂，日本國內經濟陷入大蕭條，為了提振自身經濟，日本政府在90年代提出了“科技創新立國”的新口號。

在那之后，日本的科研人員數量、論文發表數量和專利申請數量都上升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并且在生物醫藥、電子信息等高精尖領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日本也成功躋身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技術發達國家的行列。

除了科技創新，隨著經濟發展，日本國內的融資體制也在發生變遷。早期的日本融資模式是銀行主導模式，但其容易形成風險的積累，引發金融系統的危機。

于是，70年代后期日本開始逐漸放松金融市場管制，發展債權融資。現今日本的債券市場擁有諸多品種的債券，一些優質大型企業也轉變了融資戰略，轉向融資成本更低、融通資金更迅速的直接融資渠道。

由于優質大型企業的融資變得更加便利了，所以在90年代中期，當日本將一些產品的生產轉移到國外時，其還能將一些大型企業擁有的重要的、附加價值高的關鍵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避免出現制造業的“空心化”。

四、幾點啟示

我們能從日本的破局中學到什么？

第一，提升技術的吸收能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提出了“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技術發展路徑，幾十年來我們在技術引進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對于技術的消化、吸收方面還是略顯乏力。

引進競爭機制，通過競爭來激發企業的創新意識和危機意識則是解決之法：

一是強化企業的異質性產品的生產能力，提升企業在競爭中的優勢，所謂產品異質性是指同類產品在質量、性能、規格、商標、牌號、設計、款式等實物形態上存在差異。同時通過開展合作以彌補企業間的資源和市場信息的不對稱。

二是打破市場間的割裂狀態，增強區域間的競爭，讓市場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強化落實以創新為導向而非以GDP為目標的地方績效考核制度。

三是要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為企業創新提供保護。以激發企業的創新創造活力并為企業提供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為基本原則建立完善知識產權機制，促進我國技術標準體系的建設，強化企業利用知識產權實現戰略發展的意識。

第二，強化金融對實體經濟的重要支撐作用。

當貿易伙伴國的金融發展水平較高或更容易獲取金融資源時，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該國的貿易進口商更加傾向于進口低端的加工貿易產品，而在本國生產對金融資源投入要求更高的價值鏈高端產品。

同時，實施出口“地區多元化”的貿易戰略是較快實現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躍升的關鍵，根據不同貿易伙伴的金融發展水平引導不同產業的貿易行為將更有利于我國制造業產業的轉型升級。

第三，我國應充分利用“一帶一路”發展戰略，與沿線國家開展積極合作，努力實現優勢互補。

通過構建以“一帶一路”為核心的區域價值鏈體系并將其融入全球價值鏈體系中，可以將部分高技術產品的引進布局到韓國、日本和歐洲等地，還可以將部分優勢產業產能轉移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形成更加優化的配置。

我們可以根據不同國家的優勢調整與該國家的合作重點，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產業鏈的生產效率。結合上文提到的日本在20世紀60到80年代向別國進行產業轉移，我們發現，眼下東南亞及一些尚處于工業化初期的國家或地區的勞動力成本與我國相比已經具有了比較優勢，因此我國可以將國內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這些國家或地區進行轉移，逐漸擺脫我國所處的全球價值鏈低端的境地。

五、破局關鍵：創新

創新是使中國企業突破“低端鎖定”困局的關鍵。

以東莞為例，電子信息產業是推動東莞市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也提出，以深圳、東莞為核心在珠江東岸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的電子信息等世界級先進制造業產業集群。

消費者在體驗國產品牌5G手機。圖：新華社

但在十年前可不是這樣的光景。2010年以前，東莞市3700家電子信息產品制造企業中，建立研發機構的企業只有100多家，僅占3%左右，缺乏核心技術支撐。不僅如此，電子信息產業領域的專利85%來自國外，技術對外依存度90%以上，難以擺脫受制于人的局面。

這一狀況在近年來迅速改變。2015年，東莞電子產業主要集群全年專利申請量共18675件，其中獲得專利授權量達11840件；到2017年，東莞電子產業全年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相比2015年均實現了成倍增長，分別達到38773件和20746件。

不僅如此，東莞有著華為終端、金立等品牌的整機生產企業， 同時，想打造完整的產業鏈也離不開上游的電子材料、中游的電子元器件、下游的硬件軟件和信息服務以及微笑曲線兩端的網絡及信息服務的強大支持和作出的極大功勞。

以5G網絡中的時頻技術為例，東莞松山湖的一家公司專注時頻技術15年，共獲得110項專利，其中96項是發明專利，是全球同行業申請專利最多的企業，也是目前全球唯一同時擁有四大客戶（華為、中興通訊、諾基亞、愛立信）供應商資格的企業。根據2018年底的招投標結果測算，公司在全球5G市場時頻產品份額超過50%。

當前，一些重大的場合和工程都有“東莞智造”的身影，這說明，東莞已經不再是曾經只能提供零部件產品的加工制造城市，而是逐漸發展成為先進制造業平臺，并形成自主品牌。

實現創新發展應該怎么做？

今年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中央高層明確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我國當前發展面對的機遇和挑戰，應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在擴大內需的前提和基礎上，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有著較為清晰的內在邏輯，即先要通過制度改革擴大內需，而擴大的內需會為全球先進要素創造巨大的發展機會，所以可以利用內需來吸收全球的科技創新資源，激發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科技政策和產業政策就要向形成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主導的現代產業鏈傾斜，并以基礎產業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為目標，構建以國內經濟為主體的大循環格局，并逐步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我們要盡快把在客場進行的、以出口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全球化，升級為在主場進行的、以利用內需為主的經濟全球化。簡單來說，就是要利用內需，對全球開放我們的市場。推進基于內需的經濟全球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它有助于我國把區域分散的市場聚變為國內統一強大的規模市場。其次，從客場到主場，從出口導向到利用內需為主，反映了我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模式和機制的轉變，使我們可以在發揮比較優勢的同時實現產業發展的自主可控。

最后，國內強大市場的形成，有利于我國虹吸全球先進的科技創新要素。這要求我們在國際舞臺上講好中國故事，提升中國的吸引力，同時可以打造一批獨具特色的全球性宜居城市來廣泛吸收先進的高技術人才，這將十分有利于推動形成創新經濟格局，從而有利于實現產業鏈向中高端攀升和經濟高質量發展，走出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鎖定”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