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凌晨2時42分，復旦大學教授、原子能材料專家、激光物理學家、國務院特殊津貼享受者、參與國家的第一顆原子彈研制者李郁芬，因病逝世，享年92歲。

在熟悉這位老教授的復旦師生眼中，她有著超凡的科學家品格與風范。有學生稱，她是自己遇過的最好導師。李郁芬學生、復旦大學副校長徐雷表示，在李郁芬眼里，沒有冷板凳、熱板凳，也沒有冷科研、熱科研。只要國家需要，她就應該做什么。

在兒子張左之的印象中，小時候的他，有時會和父親去接母親李郁芬下班，卻不知道母親所從事的具體工作，自己也曾疑惑“為什么我的媽媽對原子彈這么熟悉？”通過各種公開渠道，他才慢慢了解到母親為國防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媽媽總是做得多，不愿意表功，因此從不多談此事。”

沒有冷板凳、熱板凳

“國家需要你，你肯定要好好干。”回憶起李郁芬，復旦大學副校長徐雷脫口而出這句話。在他看來，這句話是李郁芬思維的準則，她一輩子就是按這個信條來做的。

徐雷說：“在她的眼里，沒有冷板凳、熱板凳，也沒有冷科研、熱科研。只要國家需要，她就應該做什么。”

1958年，復旦組成代號為“58中隊”的研究隊伍，在教授吳征鎧的指導下，開展分離同位素研究，為研制原子彈提供基礎技術，李郁芬是其中的重要成員。

當時，世界上只有美、英、蘇三國掌握制造分離膜元件的技術，同時該技術被這些國家列為重大國防機密并嚴禁擴散。

“58中隊”的成員邊干邊學，不斷摸索前進。無論是從研究本身還是從研究條件來說，這項工作都無比艱苦，有的工作甚至還相當危險。從1958年到1961年，他們堅決服從國家需要，堅持研究工作，逐漸成為原子能材料專家。

1961年11月，“58中隊”全體研究人員連同儀器設備集中到上海冶金所會戰攻關，代號為“真空閥門”，李郁芬任第三大組組長。

當時二機部副部長、原子能所所長錢三強所說，這任務是絕密的，不能和任務外的任何人（包括配偶）談及此工作。今后不能再署名發表文章，要從此隱姓埋名。時隔多年，李郁芬參與的成果獲得1984年國家發明獎一等獎，1985年又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12名獲獎人員中，有李郁芬在內的原復旦“58中隊”成員共4位。他們的重大貢獻，終于為世人所知。

回到復旦后，李郁芬的科研工作并未止步，她參與了其他諸多科學項目。

她原來研究的是原子彈分離膜，從1970年代開始，她從事激光器件、激光光譜及激光醫學方面研究工作。“其實是轉了一個行當。”徐雷解釋，也是因為祖國需要。當時，復旦從各個學科抽調力量來攻關激光，原本學化學的她，轉入光學。

1970年，由物理系、物理二系及化學系抽調部分教師成立了“7051”科研組，李郁芬是大功率激光器研究小組的負責人，她領導的科研組在1974年研制出中國第一臺染料激光器，這比國際第一臺染料激光器只晚了約兩年，這項成果于1977年獲得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獎。

兒子曾疑惑：為什么我的媽媽對原子彈這么熟悉？

參與研制原子彈，李郁芬做好了當一輩子無名英雄的準備，面對最親密的丈夫和兒子，也始終守口如瓶。

兒子張左之回憶，自己出生不久，李郁芬已加入“58中隊”。小時候的他，有時會和父親去接母親下班，卻不知道李郁芬所從事的具體工作。那時，李郁芬的科研工作極為繁重，時常深夜才回家，有時干脆住在學校，張左之和弟弟只能由保姆陪著。

到了讀初中時，他出于興趣，借來一本關于原子彈的書。那是由美國制造首批原子彈計劃（即曼哈頓計劃）的總負責人萊斯利?R?格羅夫斯所寫的《現在可以說了——美國制造首批原子彈的故事》。

見兒子看得入迷，李郁芬分享了些對原子彈的了解。張左之很納悶：“為什么我的媽媽會對原子彈這么熟悉？”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而在張左之記憶中，這一直是個再平凡不過的日子。他也是通過各種公開渠道，才慢慢了解到母親為國防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媽媽總是做得多，不愿意表功，因此從不多談此事。”

1980年代，李郁芬因研制原子彈獲獎，盡管她很高興地和家人分享喜悅，卻依然不提當初的工作細節。“保密已經成了一種慣性，在她看來，這件事就是不能說。”張左之說。

在學生面前，同樣如此。徐雷等復旦激光教研室的學生們只知道，系里有一個嚴謹、認真、刻苦的老教授。她不是博導，但時任校長的楊福家特批：李郁芬可以70歲退休。這時，學生們恍然大悟，原來她為國家做出了那么大的貢獻。

當后輩好奇問起原子彈，李郁芬總是笑笑。“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就不要再提。”

“如果不去參與原子彈中關鍵的分離同位素技術的研究，李先生肯定能發表更多學術文章。”復旦教務處副處長應質峰說，因為名額稀缺和年齡原因，李郁芬沒能獲聘博士生導師。不過，李郁芬本人不以為意，仍潛心教學、指導研究生工作。她親自指導許多博士生、博士后，所帶出的學生有兩位成為復旦的教授、博導，另有多人在國內外從事科技工作。

學生：李先生是我遇過最好的導師

每個人在回憶李郁芬時，幾乎都會提到兩個印象——校車和方便面。

幾十年如一日，李郁芬每天坐校車往返于復旦和徐匯的家里。有陣子校車停運了，她就乘地鐵到國權路站，再走過來。

在學校，她幾乎都待在辦公室和實驗室里，中午只吃一碗方便面，辦公室因此堆滿一個個裝泡面塑料袋的紙箱。做科研，李郁芬經常一干就是通宵。一次實驗，從6月30日晚上做到7月1日，她笑言，“我又為黨獻了一份禮”。

她的生活極為簡單，對待學術卻又極為嚴苛。

徐雷在復旦讀研時，李郁芬是所在的激光教研室“學術三巨頭”之一。在他的印象中，李郁芬極為認真，極為嚴格，無論是開科研的會，還是教研室開會，經常都能聽到她犀利的提問，她要求學生做的讀書筆記必須規整。

1989年，應質峰回到復旦任教。當時，李郁芬已超過60周歲，但是依舊保持工作的狀態。在她努力下，復旦成為四家單位之一，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支持，開展團簇研究。幾年后，國外同類研究獲諾貝爾獎。

“李先生一直很好學。”應質峰感慨，李郁芬七十多歲仍堅持到校學習、工作。為更好查找資料、參與科研，她還在古稀之年自學網絡技術，那個緊盯電腦查看計算結果的老者背影，讓見者至今都無法忘懷。

課題組里的師生參加會議或作報告前，李郁芬總要先聽他們講一遍，無論是PPT還是內容，都會指出需改進的地方。

1994年，現任復旦物理學系教授的趙利進入復旦攻讀博士后，加入了李郁芬的課題組。他說：“我1999年去哈佛做訪問學者，對方要求先提出一個研究方案。我寫了初稿后，李先生幫我完善許多，包括英語句子在內。”

趙利說：“李先生是我遇過最好的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