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越來越少的人口，源源不斷地涌向互聯網行業和服務業，中國制造業的危機，才剛剛開始。

這里有工資高低的問題，卻不僅僅是工資高低的問題，而是整個系統需要迭代升級的問題，而且時不我待，非常緊迫！

01

招工太難！

制造業招工，太難。

根據《央視財經》的報道，在很多制造業發達地區，招工難的現象存在多年。有的企業為了留住一線工人，只能采取不斷漲薪策略，還有的甚至將穩定員工寫進了企業戰略。

浙江省慈溪市某企業負責人胡力君表示，我們在去年工資基礎上，增加15%到20%工資。

“招一個技工，可能每月15000元也不見得能招到。”

還有媒體報道，近日江蘇一家電子廠以月薪8000元招來的普工工人，剛到現場就被隔壁電子廠以月薪1萬元搶走了。

一邊是畢業生難就業，另一邊卻是大批工廠難招人。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勞動人口規模近9億，這么多的勞動力都去哪了呢？

快遞、外賣和網約車等互聯網服務業快速發展的當下，職場新人有了更多選擇。

中國急速壯大的互聯網服務產業，如同一塊迅速膨脹的海綿，正吸納著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昕表示，快遞行業有一個特點是，第一上手快，第二可以掌控自己掙多少錢，而現在的年輕人更愿意過一種自己能夠掌控的生活。

2019年，中國快遞業務從業人數已突破1000萬人，餐飲外賣員總數已突破700萬人。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劇勞動力產業間的移動，某平臺曾公布數據：疫情期間兩個月內新增騎手58萬人，其中40%來自制造業工人。

制造業招工遇冷、互聯網就業火熱，這一冷一熱之間，其實是大時代變遷下的人們就業觀念的轉變。

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8年，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平均年增長率為-2.84％。新生代的農民工，大多不愿意再遵循父輩的工人職業路徑。2019年，美團外賣的400萬名騎手中，40歲以下的騎手占比高達83.7％。

制造業工廠智能化、自動化設備日益完善，也在削減普通工人的崗位。牛津經濟研究院2019年曾發布報告指出，新安裝一個機器人將會削減1.6個崗位，到2030年，全球制造業就業將因此減少2000萬。

雖然機器能取代大量普工需求，卻依然難以撼動很多高級技工的崗位。隨著制造業的發展，其就業門檻逐年提高，知識型、技能型勞動力將成為主流。但傳統意義上，技術工人三年出徒，十年出師，高級技術工人的培養，的確比快遞小哥要難得多。

02

背后發生了什么？

那么，何以至此？

第一，薪水低的問題。相當一部分制造業的工資和物價、房價比起來，確實還是偏低。某著名企業家說：“員工為什么辭職？兩個原因，錢沒給夠，心委屈了”。錢的問題是非常關鍵的。

根據《功夫財經》此前報道，相比之下，德國工人的收入就非常不錯，有的德國工人的工資比公務員、教授還高，既然收入高，當然就不愁招不到人。

在小學這個環節，德國孩子就實現了分流，這當然也是有利有弊，適合讀大學的去了文理學校，適合做技工的就進入另外的兩種學校，但這只是分工不同，不意味著從此之后人生的成敗和收入高低。

德國有兩類大學，一種是我們熟知的普通大學，還有一種是應用技術大學，而后者的學生似乎找工作更容易，也有人做到大企業高管的位置。

個人展望未來，去工廠當個工人也挺好的，買得起或者租得起房，35歲之后只要不太作能完成工作任務，合格工人大概率可以干一輩子，那就安心干活。

德國的工業為什么強大？原因之一是：有一個強大的體系為工人提供至少中等的生活條件，工人可以非常安心，而不是總想著發大財，或者今朝有酒今朝醉，送完外賣就去睡。

這不是單個的企業努力就能完成的體系建設，需要更多力量，包括教育、醫療、民政、住建以及其他部門在一個頂層設計下有效運轉和查漏補缺。

第二，人口。

這部分影響在日本已經顯現。2019年，日本調查公司帝國數據銀行的統計顯示，由于少子老齡化加劇，日本的百年老店后繼乏人，倒閉、歇業及解散數量呈加速之勢。

而日本中小企業廳的數字顯示，到2025年，超過70歲的中小企業主將達到245萬人左右，其中半數還沒有確定接班人。

中國和日本并不完全一樣，但有兩點和日本是很像的：少子老齡化，年輕人不愿意進傳統行業。

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出生人口1465萬人，僅為1987年（近40年人口出生最高峰年份）的58%左右。截至目前，2020年的相關數據尚未公布，但受疫情等多因素的影響，多個城市發布的數據下滑幅度均達到1~2成。

根據《第一財經》的采訪，人口專家、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說，在生育政策沒有調整的情況下，按照目前的趨勢，未來“十四五”期間的年出生人口很可能跌破1000萬大關。

董玉整分析，這幾年出生人口數量下降的趨勢太快了，“作為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一年的出生人口數量如果不到1000萬的話，這是一個什么比例？分到31個省份，每個省才多少數量？如果按照這個趨勢發展，可能用不了幾年，我們的總人口數量就可能出現負增長。

首先是主觀原因，現在人們的生育意愿中，一部分人怕生，也有一部分不想生，整個生育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

客觀原因就是，育齡婦女數量在減少，就是可以當媽媽的人減少了。再加上現在不少人的婚戀主動性又不夠，婚期越來越推遲，結婚年齡大都在30多歲左右，這樣每年的實際育齡婦女就更少了。

03

怎么辦？

那么，面對制造業的危機，應該怎么辦——

增加福利。

首先是待遇上的福利。

比如上述的德國，醫療、教育免費，每周工作四天，平均一天工作時間7個小時，每年享受六周帶薪休假。

讓工人不為房子發愁，不為教育醫療發愁，甚至總收入、幸福感、獲得感至少在社會中處于中位數，否則就不要怪年輕人奔向互聯網公司和服務業。

其次是生育福利。

事實上，近期以來，關于全面放開生育話題，持續引發熱議。

4月14日，央行官方微信發布工作論文，直指我國面臨的人口嚴峻形勢，直指應該全面放開和鼓勵生育。不要再猶豫觀望已有政策效果，要趁著現在部分居民想生又不讓生時放開，等到大家都不想了再放，則沒了用處。

另一方面大力鼓勵生育。要創造良好的生育環境，切實解決婦女在懷孕、生產、入托、入學中遇到的困難，讓婦女敢生、能生、想生；倡導生育不僅是父母和家庭的事，而且是國家和社會的責任。

“現在，關鍵是要分析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想生這個問題。”董玉整說，“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的生育、養育、教育、托育成本太高，在時間精力、經濟等方面都顧不過來。與其說不想生，實際上是不敢生。在現在的年輕父母中，生育的意愿并沒有很好地被釋放出來，所以很大程度上還是生育政策的配套問題。”

“我們只有把生育、養育、教育、托育等人民群眾所關心、所糾結的現實問題，一個一個的解決好，把我們的年輕父母從生育、養育、教育和托育等環節的壓力中解放出來，這樣的生育政策才能真正起到釋放生育動能的作用。”董玉整說。

董玉整還分析說，現在年輕的小兩口都要上班、工作，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來養育孩子。這也是為什么要把托育服務提高到一個高度的原因。通過努力，要有一個機構力量能夠把年輕父母從帶孩子中解放出來。在教育方面，現在小孩子時間很緊，休息不夠，父母搞得很緊張，沒有時間休息，學校里很多課程，很多任務，放學回家還要叫父母去做，把父母全部拴住了，這樣怎么行？所以教育也要改革，要把父母解放出來。各種培訓班、補習班也要規范和減少，不然負擔太重了，也偏離了素質教育的初衷。

此外，還要努力實行包括家庭稅收政策、彈性坐班制等積極措施。“這些都需要整個社會系統的支撐，從各個方面解除年輕父母的各種后顧之憂，增強家庭的生育養育教育能力，增強家庭的綜合發展能力。這樣，我們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的包容性，才能取得一定的積極效果。否則，僅僅停留在放開生育政策層面是不夠的。”董玉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