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激光技術的發展幾乎與國外激光技術同步，中國最早激光技術主要應用于軍事領域，隨后在鈑金加工，機械制造，航空航天等得到廣泛應用。但是在主要技術方面，中國的激光技術仍然落后于國外，那么有哪些原因拉開了這方面的差距呢？

　　葉茂認為，僅從技術的過硬程度來看，國內與國外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特別是在核心技術和工藝制造2個方面，在這方面中國還需要走很長的路。

　　業內的專家指出，這還在于產學研沒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高校到市場缺少技術產業化的中介模式。雖然產學研一直在做，有些技術也有，但是沒有把技術與市場結合起來。他們建議這方面可以借鑒德國的弗朗霍夫（FRAUNHOFER）激光研究所模式的經驗。

　　作為一家應用型研究機構，弗朗霍夫模式的實質在于，它在政府、大學和產業技術需求之間架起一座跨越創新鴻溝的橋梁。大學從事基礎研究并培養學生雇員；政府一方面在自己的實驗室里進行研究，一方面向弗朗霍夫學會提供基本投資，使合同研究的成本保持最低；企業提供合同和生產制造及市場化的可能性；學會研究機構自己培養工程師，并充當技術和產業應用之間的“導管”。

　　葉茂舉例說，比如企業看中了技術就可以與該研究所進行深度合作，或者企業建立基金委托研究院來做。

　　再比如美國和日本每年都會推出創新計劃，以懸賞或者指派的方式委托相關機構進行研究再進行產業化，這些研究機構多半來自企業而非高校，或者是高校與企業聯合，這樣就避免了產學研的嚴重脫節。

　　反觀國內，業界公認的國內產學研發展模式主要有三種，即以中國科學院為依托的北方流派、以華中科技大學為依托的中部流派和以資本為依托的南方流派。在這三者之中，以深圳、廣東為代表的南方流派屬于偏商業性的發展模式，產學研相對緊密。

　　這也導致后續人才培養過于依托大學，且與市場脫節，高尖端人才明顯短缺。

　　閆大鵬就直言，部分從高校培養的人才和企業進行對接存在很多問題，不能快速地實現產業化，銳科采取的辦法便是直接從海外聘請有經驗的人才。

　　值得慶幸的是，葉茂透露，類似弗朗霍夫這種研究院的模式湖北省也在醞釀，并考慮設立湖北省激光產業研究院。

　　“當然，激光產業要發展得好還與國家的規劃有關。”朱曉說，當前的國家政策都表明要支持科技產業發展，但都太粗糙而非細分，可操作性不強，激光產業只是在這些大的政策之中，這需要規劃政策進行調整。

　　據悉，德國早在2000年就有“Laser 2000”（激光2000年計劃），且在不斷更新。前文提及的美國和日本每年也會針對激光推出創新計劃，這些計劃會明確落實10年、20年內激光發展哪些重點技術，甚至細化到要發展哪些功率的激光器。

　　而在閆大鵬看來，國家制定的部分政策并不符合企業發展需求。他舉例說，國家對企業進口2000W以上光纖激光器予以免稅，以前中國企業不能自己生產這類激光器時是利好，但如今國內已有數十家專門生產光纖激光器的企業，這樣就會導致國產與國外產品不在一個平臺上競爭，無形之中降低了企業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