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7日，佛山市政府發布限購限貸政府，并稱：“為我市實體經濟產業保駕護航，防止房地產過熱對我市實體經濟產生抽水機效應”。事實上，這種“抽水機效應”已經顯現了，據財新報道，2015年，外商對佛山直接投資23.78億美元，比上年減少10.5%；其中房地產業實際投資額為11.09億美元，同比增長36.6%；對制造業的實際投資額為10.19億美元，同比減少30.8%。

 

除了房地產行業對實體經濟的碾壓，財富向一線城市的聚集也值得關注。信心是黃金，而我們的“黃金”，過多地投入到了樓市，尤其是一線樓市。當人們一致認為，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是最佳的保值方式，大量從過剩企業退出的資金就涌入這個市場，在其他二線三線四線城市擁有多套住房的人也快速跟進，結果是再次推高一線城市房價。

 

經歷了這兩重“抽水機效應”，當銀行熱衷于搶奪房貸，非金融企業卻負債累累難以支撐時，寬松的貨幣政策讓誰受益了？當一線城市房價過高，連華為的奮斗者都輸給炒房者，中石化干部都為駐海外打拼的兄弟不平時，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之路又該從何說起？當“經濟下行—貨幣寬松—房價攀升—實體經濟失血”的惡性循環已經開啟，有誰能剎住這個車？又有誰能堅持實干興邦？

 

01 非金融企業負債累累

 

讓我們先來看一組2016年的經濟報道吧！

 

5月25日，寶雞圣豐乳業董事長權天林自縊身亡，遺書稱“牛場要了我的命，農發行釜底抽薪，我害了大家，來世相報”。6月1日，農發行扶風縣支行回應稱，圣豐乳業未按借款合同約定用途使用，將700余萬元貸款挪用于圣豐乳業股東投建的奶牛場。但網友傾向于認為，銀行“晴天送傘，雨天收傘”，銀行收貸致使企業家求助于利息更高的民間借貸，最終釀成悲劇。

 

3月24日，東北特鋼時任董事長楊華突然自殺身亡；自3月28日至9月26日，東北特鋼先后有9只債券未能按期足額償付。7月中旬消息顯示，東北特鋼的資產負債率是120%，已經嚴重資不抵債。9月26日，東北特鋼的債權人已向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對東北特鋼及下屬子公司東北特鋼集團大連特殊鋼有限責任公司、東北特鋼集團大連高合金棒線材有限責任公司進行破產重整。大規模員工安置問題，將為當地政府再添難題。

 

其他鋼鐵巨頭也不好過。2014年9月，中鋼集團爆出貸款逾期；截至2014年12月末，中鋼集團及所屬72家子公司債務逾1000多億元，其中金融機構債務近750億元，牽涉境內外80多家銀行等。此后，債權方、企業、國資委就各自利益反復博弈，終于在2016年初敲定以債轉股為主的處置方案。2016年9月，中鋼集團債轉股計劃獲批。據財新報道，這意味著，新一輪債轉股正式啟動。同在2016年9月，渤鋼集團出出爐了1900億債務處置方案，其中600億“債轉債”。

 

2016年1-6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2.8%。相對于2015年的10.1%，可謂“民間投資斷崖式下跌”，創下16年來新低。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則顯示，2016年1-8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225005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1%，又下跌0.7個百分點！ 

 

大型國企產能過剩，甚至成為只吸血不創收的僵尸企業；私營企業經營風險增加，民間投資意愿降低；于是，銀行瞅準了房貸！

 

據國泰君安銀行業研究團隊測算，2016年1-6月按揭貸規模達2.6萬億。央行公開數據則顯示，2016年7月新增貸款4636億元，住戶部門貸款增加4575億元；8月新增貸款9487億元，住戶部門貸款增加6755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1469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5286億元。換句話說，7月新增人民幣貸款中，個人按揭貸款（主體為房貸和車貸）的占比達到了98.7%，8月該比例也高達71.2%。從表面看：企業貸款少了，買房者還在繼續貸款——加杠桿；對未來的現金流，員工比老板更有信心。分析內里，也可能有別的原因：企業投資意愿下降了，住戶部門貸款也不排除假房貸。

 

據銀行業資深人士透露：假房貸一直有，今年特別多。畢竟，當實體經濟經營風險增加、投資意愿下降的時候，房貸成了銀行的優秀資產。這時候，房地產商制造假購買行為，向銀行貸款，沒有人愿意拆穿。

 

國慶假期期間，全國多城出臺嚴格的限購政策，尤其是深圳市，堪稱最嚴限購政策：深戶家庭為單位繼續限購2套，深戶單身人士（含離異）限購1套，非深戶在深圳自購房日起算必須繳納5年個人所得稅和社保。但是，自2003年起，13年，多次調控，房價卻在限購政策中一路狂漲。當所有人都相信高層意志是“房價溫和上漲”時，房價就開始瘋狂攀升！這與去年股市的瘋狂何其相似！當所有人都相信慢牛會來，瘋牛就來了。

 

當人們一致認為，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是最佳的保值方式，大量從過剩企業退出的資金就涌入這個市場，在其他二線三線四線城市擁有多套住房的人也快速跟進，結果是再次推高一線城市房價。這時候，連華為的奮斗者都輸給炒房者，中石化干部都為駐海外打拼的兄弟不平。一線城市商務成本過高，如果沒有足夠的產業創新做支撐，泡沫能裹挾大眾的狂歡走多遠？

 

對于普羅大眾來說，買房或許是很好的保值方式，但是貸太多款買房就不行了：要知道，當抵押物（房子）價值達不到你欠銀行的債務余額時，銀行有資格要求你補充抵押物或現金，否則可能面臨著查封、拍賣、清算。這意味著，貸款過多的普通人很難承受房價的下跌。但是，正是這些普通人，堅信房價永遠不會跌，“人性的瘋狂無法計算”。

 

于是，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央行會釋放更多流動性來維持實體經濟運行，杜絕“錢荒”發生；堅信一線城市房價必漲的大眾預期，將資金從經營困難的實體企業中吸出，從經濟困難的地區吸出，進一步推高了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房價，實體經濟則更趨于萎靡不振。于是，“經濟下行—貨幣寬松—房價高漲—實體經濟失血”的惡性循環已經開啟了。

 
02 惡性循環已經開啟

 

資金流向背后的利益權衡可能是復雜的，但銀行是控制現金流的閥門，決定著資金的流向；有時，甚至是粗放的閥門。2016年5月22日，正和島（ID：zhenghedao）回顧了2012年鋼貿大崩盤的情形，鋼貿行業走到“多人自殺、300多人入獄、700多人被通緝、數百億壞賬”的地步，政府、銀行、國企、鋼貿商的互相作用，或許缺一不可。概括來講一下當時的情形，大家可能對“經濟下行—貨幣寬松—房價高漲/產能過剩—實體經濟失血”的惡性循環感到熟悉。

 

2008年，我國粗鋼產能在政策的限制中一路攀升至年產6.6億噸。此時，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正在向全球蔓延。我國鋼鐵行業的發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鋼價一路走低。為了應對可能爆發的更大危機，我國于2008年11月初出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刺激政策出臺后，“鐵公基”全面建設，導致鋼鐵需求量急劇擴大。鋼廠方面，原本因受危機影響已經關停的生產線再次投入運行，原來受價格波動拖累瀕臨破產的企業瞬間被注入活力，那些原來規模尚可的鋼企更在此時加緊上馬更多的設備。2001年至2007年間，我國鋼鐵產量年均增長率為21.01%，至我國鋼鐵產量2007年為4.9億噸，而到2008年明顯放緩，當年產量只有5億噸。可是緊接而來的2009年卻又增長為5.7億噸，當初制定的限制產能等措施至此成為一紙空文，四萬億的力量顯而易見。

 

刺激政策最終需要落實，而真正執行的手段就是錢，四萬億怎么出來，自然是通過銀行。刺激措施的第四條是：“取消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其實這才是真正導致鋼貿最終困局的核心內容。如同某些評論所說，這就是銀行開飛機來撒錢了。正基于此，以前鋼貿商貸款難，流程復雜，需要各方擔保和監管等等風控措施，現在被大大簡化，各大銀行開足馬力放貸，甚至各行長親自出馬，把辦公網點直接開到鋼材市場，拉著，求著，捧著鋼貿商貸款。手續麻煩銀行可以自己操辦，鋼貿商的財務報表不好看銀行可以幫忙修改，新開的公司不熟悉找不到擔保聯保，銀行幫忙牽線搭橋等等荒誕的事情層出不窮。

 

一面是火熱的資金涌入，另一面卻是鋼材價格疲軟。鋼鐵貿易已無利可掙，此時手握重金的鋼貿商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資金優勢取得更大回報。他們獲取貸款后做起了資本運作，將資金投入到房地產、股市等其他回報率更高的行業。當部分人因此獲利的時候，消息不脛而走，帶動更多的鋼貿商投入進來，變得一發不可收拾。鋼材逐漸成為了輔助品，融資、投資成了鋼貿商的經營方向。

 

鋼貿危機爆發后，銀行開始追索債務。但是，錢去哪兒了？鋼貿商從事鋼材主業入不敷出，將錢挪用到看似回報更高的行業去，但由于缺乏專業管理經驗，結果并不令人滿意；用來打點關系；買豪宅豪車，各種揮霍……2012年6月，成員主要為鋼貿企業的周寧上海商會曾表態：“民生銀行、深圳發展銀行、中信銀行已經明確表態，對上海鋼貿行業目前出現的困境給予全力支持，對于過去的貸款不予收縮，中信銀行在此基礎上還承諾給予一定的增加。”但與此同時，部分商業銀行接受采訪時表態：“支持做實體，不支持挪用貸款投機。”

 

銀行對鋼貿商的放貸規模有多大，壞賬具體有多少？由于銀行大多對此三緘其口，我們只能根據一些數據推測：媒體估計，中資銀行提供予中國鋼鐵貿易企業的貸款中，可能有1/5至1/3，即接近100億美元于2013年變成壞賬。而在鋼貿行業鼎盛時期，在滬鋼貿企業從銀行貸款規模曾達到2000億元，周寧上海商會曾揚言：“我們在銀行沒有一分錢壞賬。”

 

惡性循環，終歸是不可持續的。

 

03 誰能剎住這個車？

 

可以說，在告別土地財政方面，有識之士是有一定共識的。盡管在各大城市限購令下，部分城市的房價已經穩定，但是，“如果不改變土地財政，國人就很難相信政府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的誠意，‘越調越漲’是可以想見的結果。……揮別土地財政，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再不應遲疑。”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紅今年5月在文章中說：“土地的供給制度，是中國高房價最基本的原因。如果我們的十八億畝紅線就是不能動，目前北京、上海城市面積的一半是農地，剩下的土地肯定偏貴。2015年整個8.7萬億商品房銷售額，土地出讓金占37%，其他稅收占20%幾個點，加起來一共是62%。房價里最貴的一塊就是地價，然后是稅費。”

 

中國人民大學聶輝華教授在《政企合謀推高房價》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問題：“在一個中央集權的威權國家，當中央政府對房地產市場多次進行嚴厲的價格調控時，為什么各地的住房價格依然高居不下？但中央政府對其它商品的價格（例如石油和蔬菜價格）卻能有效地調控。這似乎是一個悖論。一方面，中央政府擁有最高的政治權威，掌握著地方政府負責人的任免大權；另一方面，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是嚴重受到政府干預的市場，價格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政策影響。”在進一步的分析中，聶教授指出：中央政府不了解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真實成本，但必須承擔社會穩定的最終成本。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為了獲得財政收入和政治晉升，地方政府和房地產企業合謀，通過壟斷土地供給、提供資本、拉高住房需求等手段推高房價和GDP，房地產企業則從中獲得高額利潤。由于中央政府對經濟增長非常依賴，但又擔心高房價帶來社會穩定問題，因此會周期性地干預房地產市場。

 

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女士認為：應當承認，政府依靠土地收入來取得短期收入以做強財政、發展經濟，這個歷史階段過去了。當然，從土地財政過渡到稅收財政，需要細致的制度安排。政府放棄地產收入，但通過共享方式獲得長期收益，或可成為一種選擇。但是，現在無論如何不是繼續爭論，而是付諸行動的時候了。摒棄土地財政當然也有風險，例如有觀察者警告可能影響企業的競爭力，但如果采取從試點入手，從大城市入手步步為營之策，風險是完全可控的。更不消說，無所作為、任由房價飆升的風險，顯然遠高于改革本身面臨的風險。

 

在房價泡沫方面，投行人士也有一定共識。日本經濟新聞近日向26家投行（包括24家外資投行、2家港資投行）的中國經濟專家發放問卷調查，重點關注中國樓市。多位專家都提到一個關鍵詞——泡沫。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首富們對此輪房價上漲避而遠之。不僅僅是“李嘉誠跑了”，首富王健林在9月28日接受CNN財富頻道的專訪時也表達了自己的擔憂。“中國房地產歷史上最大一輪泡沫。我看不到問題的解決方法……政府采取了各種各樣的措施——限購或信貸，但沒有任何起色。”事實上，王健林早已意識到房地產行業存在的問題，作為中國最大的地產商之一，萬達集團正在逐步撤回房地產市場的投資，將資源投入到娛樂、體育和旅游等領域中去。

 

恰逢2016年諾貝爾獎頒獎之際，日本經歷了“失落的20年”，卻在2000年之后就產生了17位諾獎得主，2015年GDP排名名列全球第三，在全球產業鏈里有多家高端供應商。中國經濟經歷了突飛猛進的30多年，企業家富有冒險精神，能搞定政府關系，重視與大客戶、大供應商溝通，但同時，在產品、技術、與大眾消費者的溝通上，能力并不充分。當有的企業家轉變成資本家，甚至投機者的時候，中國太需要真正的企業家：他們是真正的創新者，甚至可以決定商業周期和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