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從成本角度預測,中國風電和光伏的發電競爭力將在2025年前后全面超過煤炭等傳統化石能源,新能源成為中國主要能源的時間點可能在2030年以后。
積極準備迎接新能源時代的中國已連續七年位居再生能源領域最大投資國,帶動風力發電產業從西部陸地轉向海上發展,近海捕風潮方興未艾。
海上風電緩解了陸地風電棄風率高的問題,但補貼退坡和碎片化規劃,正考驗著這個新興產業。
中國今天已經站在新能源替代傳統化石能源的臨界點上。
中國國家電力投資集團副總經理夏忠本月在江蘇鹽城一場關于新能源的論壇上,做出以上判斷。
從成本的角度,有專家預測,中國風電和光伏的發電競爭力將在2025年前后全面超過煤炭等傳統化石能源。風光產業將迎來好風光。
從裝機容量的角度,中國在許多人的認知里是煤炭大國,但其實它的水電、風電以及光伏發電的裝機容量,都個別穩居世界第一。其中,全球三分之一的風電裝機容量在中國。
截至今年6月,中國風電和光伏發電累計裝機容量分別達1.93億千瓦和1.74億千瓦。
中國國家信息中心副主任馬忠玉在同一場由新華日報社和鹽城市政府聯辦的會上預測,新能源取代傳統石化能源成為中國主要能源的時間點,可能在2030年以后。
他指出,中國的煤炭消費在2013年進入峰值期,石油與天然氣的消費峰值期則在2020年至2030年間。這意味著2030年以后,當上述三種傳統化石能源的消費均已達峰,非化石能源消費的占比將不斷提高,逐步替代傳統能源,并最終基本成為中國的主體能源。
中國正在為迎接新能源時代做準備,已連續七年是再生能源領域的最大投資國。
發展新能源多種考量
中國大力發展新能源,有環境的考量,有經濟的考量,也有政治和戰略的考量。
從全球氣候變化的角度,中國作為第一大碳排放國,為履行負責任大國義務,2015年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承諾,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強度要比2005年下降60%至65%。要實現減排目標,只有兩種方法——節能和改用風電等清潔能源。
從經濟的角度來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指出,在減排的問題上,中國擔心的不僅是碳排放對氣候的危害,同時也擔心全球將出臺的碳交易和碳關稅,可能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
另一個經濟方面的考慮是,隨著能源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一定規模的煤炭產能必須退出,國家經濟發展的引擎須越來越倚重清潔能源來驅動。
從能源安全的戰略角度來看,中國是全球第一大石油進口國,但石油供應和價格容易因地緣政治因素而波動,如沙特阿拉伯石油設施本月的遇襲事件,以及有壞債風險的委內瑞拉“石油換貸款”計劃。更多地依賴自己產出的可再生能源,可保障能源安全。
政治方面,人們已看到改革開放初期粗放式發展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社會晉升中產階級后會越來越無法容忍以犧牲生態環境質量來換取經濟建設的發展模式。
為回應人們對高質量生態環境的需求,同時也給經濟成熟以后增速必然放緩的新常態一個說法,中國政府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新社會契約。既然環境保護跟經濟增速一樣,成了檢驗中共執政能力的試金石,那么政府就得通過出政策和出資金,來大力發展清潔新能源產業。
落實新能源愿景 首推15年規劃
中國最高領導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14年提出“四個革命一個合作”的國家能源安全新戰略,強調一手控制能源消費,一手推進新能源生產,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
為落實以上愿景,國家發改委和國家能源局出臺《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2016—2030)》(以下簡稱戰略)。這是中國首次推出以15年為規劃周期的中長期能源路線圖,規劃周期比過去的五年長。
戰略定下的具體目標包括:把到2020年的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50億噸標煤以內,到2030年控制在60億噸標煤以內,2050年實現能源消費總量的基本穩定;2020年把非化石能源占總消費的比重提高到15%,2030年提高到20%,2050年超過一半。
另外,戰略也規定在2021至2030年間,新增能源需求主要得靠清潔能源供應。例如,興建中的雄安新區將被打造成主要以清潔能源驅動的零碳城市。
戰略已初步見效。同五年前相比,天然氣、水電、核電、風電等清潔能源的消費比重,從14.5%提高到22.1%;煤炭消費比重下降8.4個百分點,并歷史性地降至60%以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20.3%。
風電是繼水電之后中國的第二大可再生能源,必將從以上政策傾斜中獲益。海上風電更是風電產業近幾年的新亮點。
風電的機遇和挑戰
利好的政策大方向為風電企業創造了發展空間,但不盡周全的政策規劃,正考驗著風電企業的試錯能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在論壇上回憶起,早年由于政府強制要求每家發電企業的新裝機必須有5%是可再生能源,于是企業就到內蒙等地建設陸地風電場。
但是內陸風電場有“棄風”的問題,即因為電網消納能力不足、風力發電不穩定、建設工期不匹配等理由,風電機組停止運作。新疆、甘肅等擁有豐富風電資源的西部地區,就由于人口和工業較少,消納不了這么多電。棄風限電的情況在2012年最為嚴重,棄風率17%,棄風電量達208億千瓦時,幾乎是當年海南省的用電量。
為了把電源從西部輸送到電饑渴的東部,中國政府開發了世界上電壓等級最高、輸送容量最大、輸送距離最遠的特高壓輸電工程。
不過,由于風能發電有隨機性、間歇性的特性,需要搭配一定比例的火電輸送才能保證電網安全穩定運行,而配套電源的投產卻滯后,部分特高壓工程的實際電源輸送率因此遠不及100%,也無法充分解決西部風電場棄風率居高不下的問題。
西部陸地風電場發展遇到瓶頸
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資深項目主任張文佺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說,中國跨區域的電力傳輸系統還在建設完善中,風力資源最豐富的西北地區棄風率依然較高,例如新疆、甘肅、蒙西地區今年上半年的棄風率依然分別高達17%、10%、10%。為了實現低于5%的棄風率目標,一些地方電網不得不限制新建風電項目的并網。
西部陸地風電場的發展遇到了瓶頸。于是,風電場從西部陸地走向東部海上。
張文佺說:“東南沿海的海上風電項目有很好的發展空間,因為靠近需求,服務于電力需求集中、經濟發達的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也因為這些地區的光伏資源相對較差。”
中國海上風電目前總裝機容量445萬千瓦,市場規模超過1萬億元,是僅次于英國、德國的世界第三大海上風電國家。
單在去年,中國新增的海上風電裝機容量達165.5萬千瓦,增速為全球最快。
海上風電近年增速迅猛,與政府扶持政策有關。
國家發改委在2014年規定,2017年以前投運的海上風電項目可高于燃煤發電項目的電價上網,近海項目和潮間帶項目的上網電價分別為每千瓦時0.85元和0.75元。這意味政府開了個電價補貼的三年窗口,海上風電產業自此爆發式增長。
根據今年5月的最新規定,2018年底前已核準海上風電項目,必須在2021年底之前建成并網,方可取得每千瓦時0.85元的上網電價。
面對補貼退坡的壓力,海上風電項目的“搶裝潮”,暴露出新的問題。
倉促投入建設 增加后期運營調整難度
為了趕在期限內并網以享有較高的電價保障,有些新項目被迫在供應鏈未跟上之前,以及在未做足前期評估和測試之前就倉促投入建設。這會給后期的運營帶來很多麻煩,甚至可能得不償失。
風機龍頭企業遠景能源海上產品線總經理謝德奎向本報分析,風電產業最大的挑戰,是期望的發展速度和產業鏈具備的能力不匹配。
建設風電項目之前,最理想是先收集和綜合考慮當地全年的風速、洋流、海床土壤等地質數據,測算附近其他風機的尾風影響,才在這些前期準備工作的基礎上決定最優的選址和最合適的機型設計。
安裝海上風機的成本很高,裝了后才發現風速太小葉片太長,或發現其他運營商在附近新裝的風機降低了自家風機場的風量,后期要調整會很難。隨著風電項目從潮間帶走向近海并在未來走向深海,出海維修的成本會更高,地質數據的缺口也更大。
華能集團副總經理王敏本月在一場新能源論壇上指出,新能源開發碎片化的現象突出,造成海域、土地、通道設備等資源的浪費,重復投資,也不利于新能源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中國施工企業管理協會會長、原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曹玉書也說,當務之急是在海洋、海事、漁政、生態環保、軍事、國土等相關環節之間建立有效的協調和運行機制。
新能源開發碎片化凸顯政策不周全
中國新能源開發碎片化,反映出政策不盡周全。
遠景能源全球技術委員會主任安德森(Kurt Anderson)受訪時指出,歐洲發展風電產業的步伐雖然不及中國快,但效率卻更高,仰賴的是系統性的統籌政策和整合能力強的企業。
他解釋,丹麥政府為風電產業制定了明確、清晰的長期路線圖,開發商因此可以放心投入科研,也有充足時間進行環境評估、安全測試、機型設計等。整條產業鏈上的每個環節可按部就班、針對性地開展相應的工作。同時,負責落實政策的國企開發商有很強的整合能力,掌握環境數據、設計、建造等各環節的最優資源。
海上風電產業技術必須跟上
中國風電產業過去通過借鑒風電鼻祖歐美的技術,實現后來追上和彎道超車,但這么做的邊際效益已開始減退。
遠景能源海上產品線總經理謝德奎指出,中國的海上環境跟歐洲不一樣,南北差異也很大,例如中國有些地方的海床淤泥很深或有巖基,這在歐洲很少見,歐洲也不像中國有風速可達每秒80米的臺風。他說:“直接用歐洲的技術來做是沒辦法生產的。中國特殊的情況,需要中國市場自己解決。”
王敏分析,風電產業面臨卡脖子技術的問題。雖然中國海上風電技術與歐洲的差距正在逐步縮小,但是在核心部件生產、大功率風機整機制造、海上風電安裝運維,并網技術研究等方面,仍須加快研發國產科技,以此降低造價、提高可靠性,增強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未來當近海變得飽和,風電項目將往深遠海發展,屆時漂浮式風電機組、儲能、柔性直流傳輸等方面的技術也必須跟上,才能讓海上風電項目不受成本高、遠距離輸電能耗大等問題絆倒。
(記者是《聯合早報》北京特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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