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以來，隆基組件海外市場的銷售和國內市場銷售占比為7：3，去年還是3：7。”在第十四屆亞洲太陽能光伏創新展覽會暨合作論壇上，王英歌非常平靜地透露了這一數據。

身為隆基樂葉全球營銷總監，一年多來，他帶領團隊沖到了國內企業出口額同比增幅第一的位置上，高達301．8％，由此可見隆基開拓海外市場的力度和決心之大。而這也僅是中國光伏產業出海熱潮的一個縮影。

據《能源》雜志根據公司財報和官方披露信息不完全統計，晶科、天合光能、阿特斯、正泰新能源、通威、協鑫、晶澳等企業海外市場占比均已超過60％，有的甚至高達90％。

如此高的比例，與我國光伏產業發展最早起源于海外、多年來持續積累不無關系。在2012年歐美挑起雙反以前，我國光伏產業一直是“兩頭在外”的情況。2013年，中國一舉成為全球最大光伏裝機市場，光伏企業開始了在國內大肆跑馬圈地的歲月。

海外出口額增幅在一年來陡升，直接原因還是日漸逼近的平價上網。業內預計，到2021年，我國光伏將完全進入無補貼時代。

與此同時，在全球氣候變暖及傳統能源向清潔能源轉型的大背景下，全球光伏市場展現出越來越旺盛的需求。來自國際能源署（IEA）的《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統計2019》顯示，世界光伏裝機總量從2013年的135GW，逐步增至2018年底的480GW。5年時間實現了3．5倍的增長。

上述因素驅動下，到海外去，已經成為國內光伏企業發展戰略中的重中之重。事實上，經過10多年的發展，包括多晶硅、硅片到電池片、組件等在內，國內產能占到全球的70％以上。光伏產業已經成長為我國在全球范圍內少數占據絕對優勢的產業之一。

如今，歷經十多年的歷練，國內光伏企業在出海方式和管理上，都已經做出更大膽的嘗試和運作。同樣，海外市場也蘊藏著重重風險，如何應對這些風險，是國內光伏企業需要長期應對的課題。解決風險的能力，似乎又是未來光伏江湖座次排名的關鍵因素。

出海熱潮

2019年，我國光伏產業在海外市場大放異彩。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我國組件出口量為34．20GW，同比增長99．50％，出口總金額88．88億美元，同比增長51．20％億元。以晶科、晶澳、天合光能為代表的一線光伏組件企業海外市場出貨規模占比超過50％。

其中，出口額排名靠前的企業同比增量都非常可觀。隆基樂葉高達301．8％；東方日升同比增長184．7％，尚德達到159．9％，正泰新能源同比增長153．5％；天合光能同比增長達143．9％。

顯而易見，這一輪出海熱潮的直接動力來自2018年的“531新政”。新政不但嚴控裝機規模，還大幅降低補貼。相較于2013年實行的1元／千瓦時的電價標準，新政規定的三大資源區標桿電價分別下降44．44％ 、36．84％和30％。一路狂奔的中國光伏產業遭遇急剎車，企業紛紛將增長目標轉向海外市場。

此時的海外市場，也正展現出蓬勃生機。以越南為例，今年的裝機總量達到5GW。彭博新能源財經高級分析師欒棟的預測，今年全球光伏裝機將達123－149GW，吉瓦級市場將有19個。

海外市場的爆發，得益于全球對氣候問題的關注及能源轉型的需求，還有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對電力的需求。IEA預測，到2030年全球光伏累計裝機量有望達1721GW，到2050年將進一步增加至4670GW。

此外，隨著技術和生產工藝的進步，光伏產品價格持續下降，中國光伏產業的優勢越發凸顯。以光伏組件為例，2008年，光伏組件的價格是35元／瓦，現在則低于2元／瓦，10年時間下降了17．5倍。在產能上，根據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的統計，2018年，光伏行業的主要產業鏈環節，如多晶硅、硅片到電池片、組件等，中國產能占到全球70％以上。

“海外企業經營狀況不佳，被迫停產或減產，制造業進一步向中國大陸集中，硅片產能遠不能滿足當地電池片產能需求，需依賴從中國大陸進口硅片、電池片等光伏產品。” 中國光伏行業協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王勃華說。

除了組件出口，中國光伏產業出海已經充分延伸至產業鏈下游。目前，國內企業出海模式包括電站開發及運營、EPC業務、儲能業務等，可以做到針對不同的地區采用不同的出海模式。

以正泰新能源為例，據副總經理李崇衛介紹，針對于“一帶一路”的區域，公司主要是選擇一些合作伙伴，進行小規模的投資，短期持有，建成以后再退出；像越南、泰國，主要是提供工程EPC總包為主。

在出海區域上，也呈現更加多元化的格局。來自中國光伏產業協會的數據，2019年我國光伏產業已經覆蓋到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排名前十的國家和地區中，亞洲有4個，歐洲3個，拉美國家占2個，大洋洲1個。這些國家和地區出口額占到總出口額的68．8％，較以往而言，集中度進一步降低。

“我們的電站在20多個國家布局，這種業務布局，就是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里，可以減少比較大的風險，單體國家的能源政策變動，對我們的收入和財務狀況不會有很大的影響。”阿特斯財務與業務開發部總監謝琬超對本刊記者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出于規避反傾銷或關稅等原因，不少上游企業都以經加大了到海外投資建廠的步伐。中國新能源海外發展聯盟統計數據顯示，在以越南、泰國等為代表的東南亞光伏基地群，共有12家國內光伏企業參與建設光伏組件工廠，公告產能超過7GW；在以德國、希臘等為代表的歐洲光伏基地群，共建設超過7座組件工廠，公告產能超過3GW。

收益幾何

光伏出海大潮下，實際收益究竟幾何？

“只要你開發的電站是成功的，利潤就很好。”正泰新能源總裁陸川表示。

至今，正泰在荷蘭開發了超過130MW的項目，實現了超2000萬歐元的凈利潤。利潤主要來自項目權出售利潤及項目建設的工程利潤。而且，在電站建好前，項目權就已經被基金接盤。在西班牙、荷蘭、德國、日本、韓國、澳洲等地區，正泰新能源也進行了類似的操作。

陸川為本刊記者算了一筆賬，在西歐開發電站，回報率大約在6．5％－7％，對國內投資人來說，回報率太低。但是歐洲基金公司對IRR要求低，只需要4％。“所以，回報率7％的項目賣給基金，平均一瓦能賺到0．15－0．2歐元，折合成人民幣有1元多。”

在陸川看來，建設電站的目的不是做業主，而是把項目變成EPC，把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帶出去，“這不是單純的財務投資，而是一種戰略玩法。這樣的話，公司的資金一直在滾動，能夠維持比較好的收益率和現金流。”

阿特斯被陸川推崇為這一運作模式的開創者。

“電站資產本身就是一個金融工具。”謝琬超介紹，2009年以來，阿特斯已經在20多個國家開發了數百個電站，而99％以上的電站都出售給了兩大類投資者：一是全球的能源巨頭；二是歐美的退休基金或人壽基金。

值得注意的是，正泰新能源和阿特斯的此類操作基本上都在發達國家和地區。“主要是發達國家法律透明，融資也非常活躍。電站建成后，容易轉手賣給基金公司。”陸川說。

此外，電站開發的收益也得益于相對低的融資成本。謝琬超介紹，在政治環境和經濟增長率都很穩定的國家，如果電站本身資產很好，現金流足夠充沛，就可以說服國際性的銀行提供無追索融資。這樣的話，項目融資就不需要再拿母公司的資信來做擔保，可以依照優質資產單體去融資。

同時，發達國家的基準利率也比較低。以歐洲和日本為例，這些地區的基準利率都是零，歐洲存款甚至是負利率。“當地的融資項目長期貸款利率基本都是1％－1．5％，而國內的貸款利率要遠遠高于這個水平。”陸川表示，正泰新能源在海外的項目，基本上都是爭取本地化融資。

在發展中國家的電站開發，收益更加誘人。這些國家為了吸引投資，當地政府往往會簽訂比較高的PPA協議。中國電建貴州工程公司海外三部副總經理李勇介紹，和以美元進出結算的地區相比，那些高匯率，或者營商環境欠發達國家，電站收益要比美元市場高出一倍，但是，高的收益往往也伴隨著高風險，這增加了投資人對海外投資的風險把控能力。

單純的產品銷售上，不同地區的的收益也存在很大差別。發展中國家的光伏市場常以大規模電站建設開發為主，產品多直接對接大客戶進行直銷。而歐美等市場，由于家庭用電電價高于工業用電，而且居住環境好，光伏發電經濟性更好。因此，這些地區的分布式光伏發展迅速，多采用分銷的方式，溢價空間較高。

但隨著出海勢頭增強，國內企業間的競爭也越發激烈，拼價格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一定程度上影響收益。正泰新能源海外電站事業部總監陳棟介紹，海外項目，很多都是國內公司相互競爭，項目發起方或投資人，主要考量企業在當地及全球的業績、資金能力，有沒有自己的組件工廠。這些情況都差不多的情況下，投資方還是會選低價。

此外，世界范圍內，光伏發電都在走向平價。以中東地區為例，2015年－2018年，中東地區連創全球投標電價新低，已經成為全球光伏電站投標競價的方向標。“和國內比，海外一些項目的收益不一定更高。”李勇表示。

電站盈利的前提是，從前期溝通到電站建設的每個階段都要規避掉風險。陳棟介紹，一個好的電站，要想保證收益，組件、電氣設備、工程質量上都要達到要求。如果不達標，業主會要求改進，如果改進后還不行，電站就廢了，涉及到大額的賠償。全產業鏈的企業在控制風險上有一定優勢。

風險重重

雖然中國光伏產業在全球范圍內占據絕對優勢，但在全球化上仍面臨來自不同國家的政治、法律、電網穩定性、電價調整等方方面面的風險。

在海外電站開發上，施工效率是國內企業普遍遭遇到的問題。特變電工新疆新能源公司的副總經理陳斌曾經負責海外市場十多年，效率問題是令他最頭疼的問題之一。他介紹，之前在建設一個海外項目時，為了趕工期，特變電工曾組織起一支3000－4000人的施工隊伍，基本都是當地人。他指出，工期拖延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審批效率低；二是當地工人的工作效率低。上述項目，當地的工人，四個工人的出力相當于國內一個工人的。

“出海的核心一點，還是依托國內的技術，國內的工程施工經驗，國內的開發經驗，依托國內的經驗‘走出去’。”陳斌說。

工程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歐美發達國家融資相對容易，而欠發達的地區，往往會要求EPC或者電站開發商帶資金出去，也就是“要掙錢，先出錢”。這些地區通常要求中國承包商從中國的銀行進行融資，業主要求在融資關閉前先墊資開工。這對企業的資金運作能力都是極大的考驗。

據李勇介紹，目前，世界范圍內部分主權評級高的國家，如日本，中東的沙特、阿聯酋等，允許投資人做資本金借款融資（EBL），即投資人在不需要實際出資的情況下，僅依靠企業的評級即可在銀行借到一定比例的資本金，借以撬動整個投資。這種模式下，投資人零出資或出資比例更小，充分調動金融杠桿，帶來了更高的收益。“但是，大部分的國家還是需要從國內帶資本金過去。”他強調。

即使融資不成問題，但后續施工過程中，還可能面臨金融機構態度變化、利率波動，及放款節奏不匹配現金流需求等問題。

海外項目開發還時時面臨著一定的法律風險。以土地征收為例，海外許多國家實施土地是私有化制度，一塊地涉及幾十家、甚至上百家的業主，溝通協調起來非常困難。陳斌透露，他們曾經遇到過3－5年溝通不完的情況。

“依托當地的律師事務所，而且同時找2－3家律所，對項目進行風險評判。”陳斌表示，這種操作方式已經成為特變電工慣常做法。“我們拿著國內的法律去跟國外溝通，完全不適應國外。”

考慮到出海的多重風險，業內也出現抱團出海的趨勢。得益于在海外實施工程建設20多年的經驗，中國電建搭建了國際新能源解決方案平臺（INES），目前吸納的合作伙伴包括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華為、阿特斯、隆基等。

此外，在應對風險上，在當地選擇可靠的合作伙伴也至關重要，可以是當地的能源巨頭，或者當地的EPC工程商，甚至政治人物。在泰國建設工廠時，正泰新能源曾有過非常戲劇性的遭遇。工廠開工后，有當地部門過來狠狠敲了一筆，由于早期和一位將軍建立了聯系，一個電話后，錢又被退了回來。“找一個靠譜的人或者合作伙伴太重要了。”陳棟表示。

產能出海的風險也不容忽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透露，此前，國內有三家光伏企業到東南亞某國家級的工業園投資建廠。由于水資源短缺，該國各地都有用水的限制，而光伏電池生產對水的需求量又很大。因此，三家企業遭遇了限水的窘境，產能不能完全發揮出來。

此外，產業鏈的完善程度也是產能輸出的重要考量維度。事實上，海外工廠的硅棒、硅片、電池、組件等很多還需要從國內進口。因此，綜合衡量下來，海外工廠的生產成本不一定更低。“但是，海外建廠是企業全球化戰略布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前，中國企業吃夠了雙反的苦頭。”某業內人士表示。

在海外市場銷售占比已經超過國內市場的情況下，海外市場的開發程度和運營管理水平，決定著企業的未來發展。如果說，國內光伏市場的黃金歲月，奠定了一批企業的江湖地位。在海外市場的征伐，將是另一個角逐江湖地位的舞臺。

“對于一些熱門市場，或者規模較小的市場，如果第一撥沒有進去，往往就很難再有機會了。早期時候，當地政府為了發展光伏產業，往往會簽訂比較高的PPA，后期跟進的話，很難再有好的價格。”陳棟說。